娄师德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重臣名将。不过，他留给后世的形象却有些“另类”：其一，特别能忍耐。一次，他与宰相李昭德一同入朝，娄身体肥胖，跟不上步伐，李在前面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待他走到时，李“怒骂曰”：“你这个只配种地的臭家伙。”而娄却笑着答：“我不种地，让谁种呀？”对李的鄙视像没事人一样。另一位宰相狄仁杰，在“班子”中也看不起娄师德，多次将他排挤到朝外，而娄总是“无怨无悔”。最能反映娄的这种性格的，是他在宰相任上送别即将赴代州履刺史职的弟弟的那番话，由此中国的词林里有了一个“唾面自干”的成语。其二，特别不在乎官位。一次，娄师德与王孝杰率军与吐蕃作战，唐军大败。王被削职为民，娄被贬为原州（今宁夏固原）员外司马。一次签署文件时，他似乎恍然大悟，吃惊地说：“官爵全都没有了？”紧接着又说：“也好，也好。”十分坦然。这事若放在当今的胡建学、李真身上，恐怕早气得七窍生烟，哭天喊地了。其三，特别平易。娄师德任兵部尚书时，一次巡视并州（今太原），入境后，近处的官员都前来迎接并随行。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娄怕人多打扰地方官，便招呼大家一齐在驿站吃饭。而驿站让他吃的却是精细的白米饭，别人一律是粗糙的黑米饭。娄便把驿长叫来责备道，你怎么会弄两种饭待客？驿长连忙解释。娄师德还是放下白米饭与大家一齐端起了黑米饭，坚决不搞特殊化。娄任纳言（正二品，鸾台最高长官）时，一次出巡视察屯田，因为脚有毛病，便坐在光政门外的一块大木头上等马。此时，一个县令也与娄挨着坐在那块木头上。当县令得知旁边坐的乃当朝纳言时，大惊，连忙站起来口称“死罪，死罪”赔不是。娄却说：“你因为不认识我才和我平坐，法律上没有犯死罪这一条。”尔后还与县令开了个玩笑。娄师德还留下个“豺狼咬鱼”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你会发现，在这位高官身上，有一种天然的平民意识、平等意识，与下层乃至百姓有一种水乳交融的融合力。前几天，北京一位教授给《南方周末》写信，说他到河南某地级市出差。一天，下榻宾馆的电梯突然被“管制”，说有重要人物来。房客左等右等不见“重要人物”，电梯自然仍被“管制”。教授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去与服务生理论，服务生反过来振振有词地教育了教授一番：“这是我们的特色，难道你不懂！”后来，“重要人物”终于来了，原来是该市的市委书记。这位教授颇为感慨：“一个地级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风，连吃饭也要摆这么大的谱？和民众一起乘电梯能损害他什么？”假如这个市委书记官至当年的娄师德，我估计他要把那个县令骂得狗血喷头，骂过之后说不准还要撤职；那个端了白米的驿长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我堂堂当朝尚书爷，岂是一碗上等米便可打发了，为什么不安排五星级？为什么不安排名酒佳肴，再呼来一群佳丽侍候？

　　  那么，娄师德为什么能这样做呢？这里不想展开过多的话题，只是想分析一下他的“特别能忍耐”。要知道这种忍法，即使放在升斗小民身上，也是显得有些窝火、窝囊和晦气。那么，娄大人乃是不知尊严为何物的蒙昧之人？不是。娄自幼才思敏捷，弱冠之年便以进士及第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以此为起点，在仕途上几近一路风光。做过都督、制史，任过行军大总管，边疆屯田的最高长官，入朝做过御史、宰相等等。有过作战、外交、农业、兵事、监察等多方面的历练。武则天赞他“卿有文武材”，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的评价则高度而又洗练：“忍而有仁。”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唾面自干”呢？无疑，这与娄师德的天性有关，爹娘造就了他这么一个秉性。但人是社会的产物，这又何尝不是当时的环境造就的。人们知道，武则天治下的大唐，充满了血腥，酷吏来俊臣和野心家武承嗣之类，犹如一条条游弋在朝廷的毒蛇，伸着可怕的长信，随时在寻找着咬人的目标。一起起告发，一次次陷害，一桩桩大案，一场场屠杀，弄得满朝腥风血雨，人人朝不保夕。狄仁杰，魏元忠，李昭德，都是当朝宰相，国家栋梁，但仍免不了被“毒蛇”猛咬。狄仁杰被来俊臣下狱后，以头撞柱血流满面，为了保住老命，承认自己“谋反”，后来借送衣服的机会，将申诉信塞入棉衣夹层骗过了狱吏将信带回家，家人拿着信“上访”找太后喊冤才算放出狱。魏元忠不承认谋反，坚贞不屈，酷吏侯思止就拽住他的双脚在地上来回拖。这魏大人也算有心胸，受到如此污辱和惩罚竟还有心情阿Q：“我命运不好，譬如从驴背上掉下来，脚挂在足镫上，被驴拉着走。”被魏元忠形容为驴的侯思止，你道何方神圣？此厮几年前还在长安街上以打烧饼为生，自从武则天悬赏告密者后，这家伙罗织有功成了朝中新贵。侯思止之流用屠刀替太后的统治开路，“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以致朝廷每任命一名官吏，宫中守门的人便私下讥笑道：“作鬼的材料又来了。”不久，这些“作鬼的材料”又莫名其妙地成了“鬼”。前文骂娄师德只配种地的李昭德，嫉恶如仇，堂堂正正，然而最后却被武则天将他与来俊臣一齐于闹市斩杀并暴尸。就是狄仁杰、魏元忠等人从狱中出来后，也都被贬为县令。而后党武承嗣之类，也不是省油的灯。武承嗣想诬告朝臣李孝逸，但又抓不到证据，便指使爪牙告密说李自己曾说：“名字中有兔，兔是月亮中的东西，当会有作天子的可能。”于是李孝逸被抓，武后念他过去有功劳，免了他的死罪，但却被削除名籍，流放儋州（今海南岛），不久就死掉了。武则天豢养的这两大邪恶势力，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就连她“宠爱特厚”的掌上明珠太平公主，也被来俊臣盯上了。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多少无辜者丧生。但娄师德却是个例外，他一生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迫害，一直活到70岁，而且“鞠躬尽瘁”死在了官位上；死后备享哀荣，被朝廷高度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与娄师德的“特别能忍耐”有很大关系，“忍”也正是他的官场生存的大智慧。俗语讲“柔弱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娄师德可谓深谙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多少英雄俊杰都因为没有娄师德这样的“政治智慧”而带来了悲惨的结果，西汉的韩信、贾谊、晁错，魏晋的杨修、许攸、魏延、嵇康，明清的解缙、杨慎、杨继盛、金圣叹等等，都因为缺少娄的“窝囊”这样的官场生存术，而遭致了很悲惨的下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娄师德这样的智慧，从心底上抵触和厌恶。光明磊落，不卑不亢；爱憎分明，敢哭敢笑，做事以人性为依归，以尊严为前提，这才是做人做官的精神常态。但是，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常态，今人需历史地看待前人，在武则天时代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包括之前之后的历朝历代），娄师德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即使今天，比如在陈良宇、程维高、韩桂芝、马德那样的“土皇帝”手下当差，娄师德的那一套，恐怕仍有用武之地。

   娄师德除了上面的“另类”外，还有两点，更为可贵。其一，为国分忧，知难而上。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高宗李治鉴于来自吐蕃的威胁，颁发了《举猛士诏》，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勇士，建立“预备役”以便对吐蕃进行军事打击。娄师德虽为文臣，却积极响应皇帝号召并应征入伍，唐高宗对娄大为赞赏（很可能这是娄第一次引起了国家最高领导的注意和重视）。次年，高宗以中书令李敬玄为统帅，率18万将士与吐蕃在今青海东南一带作战，由于主帅畏战，唐军遭到重创。危急时刻，娄师德收集散落将勇，重振了唐军士气。随后奉命出使吐蕃，就停战问题与对方谈判。谈判中他审时度势，分析精到，取得了“双赢”的结果，初步显露了一位高级将领和政治家的才华。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吐蕃众兵在今四川黑水、松潘一带犯唐，娄师德率兵反击，取得了八战八捷的战绩。从中又让人看到了娄师德性格中强悍的一面。其二，善于识才荐才，不搞小圈子。狄仁杰官至宰相如日中天时，颇鄙视娄师德，在武则天面前也不给他添什么好言。然而，狄相却不知道，正是娄师德的多次举荐，太后才知道当朝有个他，才有了以后的被重用。当太后亲口将这个真相告诉狄仁杰后，狄羞愧难当，说娄公的盛德让人实在看不到边啊！这件事表现出了娄两方面的了不起。一是眼光。他举荐的狄仁杰，既非赵括那样的空谈家，又非廖化那样的小人才，而是一代贤相，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狄仁杰死后，武则天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那绝对不是作秀，而是痛心疾首“天夺我国老何太早邪”，足见娄师德的一双慧眼何等了得。二是境界。他推荐了狄仁杰，却丝毫没有让人家感谢之意，更不要说借机结党了。当然，娄师德身上表现出的不徇私情、廉洁自律等等，也都可圈可点。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临收笔，还想谈谈娄师德的政绩观。我大致翻了一下史书有关娄的记载，他干一行爱一行，且政绩突出。武周天授初年（公元690年），娄主管北方营田，收获粮食数万斛，武后对之大加赞扬：说军队庞大的粮食消费再也不用去买和转运了，“览以嘉尚，颀悦良深”，高兴得武则天喜不自禁。

　　娄师德长期在与吐蕃接壤的河陇地区任“一把手”，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这里的“民夷安之”尤为了不起。夷即吐蕃，它与唐朝的关系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能让夷族也能安居乐业，可见娄对边疆人民的贡献。然而，在取得这些成绩的之前、之中和之后，从未见娄大人高喊诸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的口号，也未见他搞什么形象工程，做政治广告。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做事，夹着尾巴做官。不过，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重臣，要求今天的官员以娄师德为榜样，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以他为镜子好好照照自己，从中加以借鉴，窃以为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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