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家牒、世谱等等，是记载同宗共祖血亲群体世系、人物、规章和事迹等情况的历史书籍。
 
    家谱，与国史、方志并称为史学三大支柱。作为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家谱中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是人们寻根问祖的依凭。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家谱各有特点，少数民族家谱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统计，上海图书馆目前共收藏有三万多种、三十余万册中国家谱，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 (原件)数量最多的单位。日前，记者跟随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等专家，奔赴吉林、内蒙古、辽宁等地，实地调研满族、蒙古族和朝鲜族家谱保存现状。
 
    满族家谱历经“口传谱系”“结绳谱系”再到文字家谱的演变历程，受汉族家谱文化影响最深、数量最多。据最新统计，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现存世数为6796种，满族2111种，居第一位。因此，“我的家谱”田野调查的故事从满族开始……
 
满族 龙虎年晾谱修谱
 
    “这张满文谱单是我们乌拉纳喇氏的家谱。”在吉林长春二道区一栋三层小楼里，纳齐布录后裔、耄耋之年的赵东升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他说，纳齐布录活跃于明永乐初年，祖上原为大金名将完颜宗弼，后在纳喇河滨自成部落，故改姓纳喇氏，“以地名为姓氏是我们女真人的习俗”。

 
    在赵家卧室的大床上，长约2.5米、宽约2米的布制大谱单，像张大被单铺陈开来。最上方绘有青山绿水和几位先祖画像，俗称“谱头”;往下则绘有几座立了墓碑的亭子，亭子两边各有一个约A4纸大小的屏风，屏风上从右向左依次写有历代修谱主持人的官衔、名字;再往下则是由“弓字纹”连接的历代 (谱)世系表，整体呈宝塔形格局。
 
    赵东升说，他家原有7部家谱，最早可追溯至清顺治年间，一共修过六部满文家谱和一部汉文谱单。“文革”时期“破四旧”毁了六部，如今剩下唯一的谱单是光绪末年所修，记有15世代，200多人。
 
“从光绪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没修过谱。直到1964年再修家谱，就不修满文谱单，全改汉文了。”赵东升说。上世纪60年代，曾经的修谱人大多已经去世，只剩下他的族兄、一位85岁的老萨满 (祭司) 主持大局。自1988年开始，担任穆坤达 (满语，意为族长) 的赵东升主修过3次家谱，分别在1988年、2000年、2012年。“前两次都修谱单，最近一次是谱书。”
 
为什么是12年一轮? 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许淑杰告诉记者，满族修家谱有不成文的规定，立谱、晾谱、上谱优选龙年，次选虎年，最末为“红鼠年”，寓有人丁兴旺之意。
 
在谱单上，记者发现，有的满文姓名外围套有小小的匾额花纹，形似北京故宫的“大清门”。记者问赵老:“这是何意?”
 
“这是在家族中有地位、经历过重大事件的人才有的特殊标识。”他细心地指认道，“你看，这里是布占泰。布占泰为纳喇氏第九代，‘扈伦四部’之一乌拉部国主，在位18年。”1613年，乌拉国被努尔哈赤所灭，布占泰逃往叶赫部。布占泰第八子洪匡，被努尔哈赤招安，遂有“洪匡失国”一说。洪匡长子乌隆阿，在洪匡自刎之际年仅7岁，被恩人救出，改汉姓赵，隐姓埋名定居乌拉城外。
 
“其实，我是布占泰第十世孙，属洪匡一脉，自乌隆阿一代开始姓赵。如果从纳齐布录算起，我是第二十代。我们乌拉纳喇氏谱系一脉相传，六百年来从无间断，是满族群体中渊源最久且有谱系可凭的一个氏族。”赵东升耗费几十年研究家谱，也是满族说部 (类似说书) 的传承人之一，追根溯源一点不含糊。
 
许淑杰介绍说，满族家谱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龙虎年修谱，须与萨满祭祀相结合，且以全身黑毛的公猪作为祭品。另外，满族的“换索”也是满族实物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年农历十月或十一月，新粮入库时，先要祭祖，族人将家谱供于西墙的祖宗龛上 (满族以西为尊)，摆上供果，烧香拜祭。再从祖宗龛上的“子孙口袋”取出“子孙绳”，自西向东，挂到“佛多妈妈”的柳枝上。如果过去一年家有添丁，则将象征着男孩的小弓箭和象征女孩的彩布条，系在“子孙绳”上，是为“换索”，取祈福纳新之意。
 
    吉林师大满族文化研究所收集到的千余种家谱中，既有满族汉化的谱书，也有汉军旗人的家谱。许淑杰说:“清朝道光、咸丰以前，纯粹满文家谱较多;咸丰以后，满汉合璧及满文汉字家谱逐渐增多;清末民国以来，大多是汉文家谱。满族家谱汉化后，逐渐具备汉族家谱的特征。文字形态的演变基本反映了满人入关后在汉文化影响下，满汉民族文化日益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蒙古族 黄金家族后裔方可修谱
 
伯苏金高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流通部主任、研究馆员。只消一眼，就能发现高娃是蒙古族人———金黄的头发、圆圆的脸庞、高高的颧骨。
 
为了不混淆蒙语和汉语的区别，高娃给我们看的第一份蒙古族家谱，即是蒙汉对照版的家谱，这也是在图书馆馆藏110多份家谱中唯一一份蒙汉对照的蒙古族家谱。
 
在《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 上，记者找到了关于这个家谱的名录———“哲里木盟奎蒙克塔斯哈喇诺颜始十六代家谱”。十六代家谱分列于两份卷轴上，两份卷轴展开、拼接以后宽约1米、长约6米，从上到下呈宝塔形，左边为蒙古文、右边为汉字，名字前面还有职爵名号。
 
伯苏金高娃说，蒙古人在有文字以前，就有“世系事迹、口相传述”的习俗。十三世纪初蒙古文字创立，仅仅几十年后形成的 《蒙古秘史》 一书中，开门见山地叙述了成吉思汗以前的世系:“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只苍色的狼，与一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马察……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 (人名) 的妻诃额仑正怀孕，于斡难河边迭里温孛答山下生子太祖，故就名铁木真。”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蒙古人能背诵下这连续23代、长达六七百年的家族谱系，由此可见，口传家谱在古代蒙古人中的流行程度。”高娃由衷赞叹古代蒙古家谱的魅力。
 
随着蒙古文字的发展，蒙古族文字家谱也丰富起来。“不过，在古代，普通蒙古人是不能写家谱的，必须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成员才可以修家谱。”一开始，蒙古族家谱用蒙文写就，后又有加入满文、汉文等文字的版本，但通常以蒙古文写就的内容最为详实，翻译过来的汉语相对简单得多。
 
记者问，为什么会在蒙古文家谱中加入满文? 高娃解释说，17世纪，满清在蒙古实施盟旗制度。为便于管理，对各旗主的家系都要有完整的记录。在清政府处理蒙事的理藩院中，须保存全蒙古封建贵族们详尽的谱系，以便处理有关继承或争端的问题。“以前家谱是五年一修，乾隆十年改十年一修。”因此，蒙古黄金家族所修家谱通常备有两份，一份家族自留，还有一份上交到清廷的理藩院，用于世袭爵位的认证，加入满文则是为了方便辨识。
 
“当然，在蒙古族家谱内部也有血统的区分，红色线条延续下来的是嫡长子，可以世袭扎萨克、郡王、贝子、贝勒等职爵，而蓝色线条则是一般的儿子，不能世袭职爵。”她说。
 
当今存世的蒙古族文字家谱，主要有谱单和谱书两种类型，谱单比谱书更多。凡新生的子孙名字用红字写在谱单上，去世后则用墨笔描成黑字。改名时，用黑笔将新名写于纸条上贴在旧名之上，表示此人已改名。
 
在图书馆，高娃还向记者展示了“镇馆之宝”———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左翼前旗 (现在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巴图蒙克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始十九代家谱，共72幅散叶的谱单，每幅高88厘米、宽46.4厘米，各幅之间用骑缝章相连，防止拼接错误。
 
伯苏金高娃告诉记者，现在，蒙古族人自己新修家谱的人越来越多。“谱书不仅有文字，还加入照片，知名教授、官员的个人简历里，连学术成绩、政绩也会编进家谱。遗憾的是，因为有文化断层，所以一般只能修最近五六代，往上想连成吉思汗，很多都连不上了……”
 
朝鲜族 儒家文化烙印与生俱来
 
在延边大学博物馆，记者见到了馆长崔红日先生，朝鲜族人。去年，在韩国 (社) 海外韩民族研究所的帮助下，博物馆开设了一个族谱馆。崔红日高兴地介绍说:“族谱馆内收有2500多册朝鲜族的族谱和相关资料，其中，少数是手写本，更多的是印刷本。”朝鲜族修家谱，通常以三四十年为一个周期，每次印刷成册后，除了家族会留一部分，也会考虑赠送几本给地方研究所、图书馆等科研机构。“目前，族谱馆的朝鲜族家谱，多数是韩国赠送的，少数是延边当地民间捐赠而来。”
 
    根据崔红日的研究，朝鲜族的本源共有二百七八十种姓氏，族谱馆收藏的约有七八十种。
 
   “整个朝鲜族有那么多姓氏吗? 比汉族百家姓还多呢！”记者好奇地问。他答曰:“对，按朝鲜族的族谱划分的确有。像我姓崔，祖上是哪里的崔氏呢? 每一个来源地，我们都会作为新的一种姓氏。比如，朝鲜族大姓金氏，有光山金氏、海丰金氏、延安金氏、江陵金氏等等，不一而足。”
 
平日不对外开放的族谱馆，有三十多平方米，四面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印刷成套的家谱，书架底层也有少数发黄的韩纸 (类似宣纸) 线装家谱。
 
    眼见如此之多的朝鲜族家谱，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很激动。他说:“朝鲜族先民，最早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是在三百多年前。就家谱而言，要研究中国朝鲜族的家谱，很自然地要联系到朝鲜半岛的朝鲜族家谱。”
 
在翻阅朝鲜族家谱的过程中，记者留意到，有的线装家谱，由于是韩纸制作，非常轻、薄，而且里面的内容全是中文的繁体字。有的印刷本家谱，汉文中间夹杂着朝鲜文短语，还有的是汉文、朝鲜文对照出现。
 
崔红日解释说，从西汉开始，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是中国的藩属国，他们最初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也用中国的古文。后来，发明了朝鲜文以后，才慢慢替代了汉字。“这里的家谱年代不一，正好反映了朝鲜文字从无到有的过程。”
 
     令记者吃惊的是，不仅朝鲜族家谱《金海金氏世谱卷之一》 中记有“女善德主”(即善德女王———新罗国第一位女王) 这样的突出女性，即便普通人家的世系表，也会出现“女×××”的字样 (如《安岳李氏世谱卷之一》)，有别于汉族男性上谱、女性多不上谱的传统。
 
    王鹤鸣解释说，一方面，朝鲜家族谱系，受中国儒家影响较深。在体例内容上，由谱序、传记、先茔山图、凡例、行列图、世系、干事录构成，与中国家谱十分类似。另一方面，朝鲜族谱保留了其固有的民族特色———即“内外谱”。所谓“内外谱”，就是族谱世系是双系的，既有父系的世系，又有母系的世系。“内外谱”的这种形式，反映出妇女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族谱有关妇女的记事较多，以至妻室的家人、所嫁女儿的婆家等世系甚至可以列表单独成卷。这一现象与中国明清时代的家谱不同，反倒类似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谱。
 
     15世纪以后的朝鲜社会，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政坛上有门阀等特殊阶级，他们把持朝政，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婚姻已成为集合政治力量的一种工具，而妇女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这时期编修的家谱必然要反映这种政治、社会关系，于是就出现了“内外谱”。
 
    “内外谱”，也可称为“八寸谱”。修于16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本宗恩津世谱》，就是一部收录八祖之系派的“内外八寸谱”，简单来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爷爷、外公，共8人，统称“八高祖”。
 
    王鹤鸣说，朝鲜“八高祖”大致相当于中国五服的亲属范围，但它是双系的，既有父系，又有母系，包括内外祖先。中国的五服也包括女姓，但女性是作为丈夫附属出现的，而朝鲜族因是内外谱，女性与男性具有平等、并列地位，这是最大的区别。
 
    “长期以来，入迁的朝鲜族人在开发边疆、保卫边疆中，与东北各民族一起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实际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王鹤鸣说。
                                                                                  原载《文汇报》201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