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培育“家训家风”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是上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之一。日前，上海市精神文明办、上海市妇联和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家庭研究会、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上海市台湾研究会联合举办“家训家风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聚焦家风家训的人文理念及家风培育和民风养成，强调发挥传统文化怡情养志的重要作用，培育道德正能量，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细、更实、更深入人心。今特编发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今天，重建家训文化何以可能

            朱贻庭

    经验证明，追求家庭的和睦、富裕、安定、幸福的价值和理念，正是现代家训文化建设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动力和基本依据

家训在中国具有长达3000年的文化传承，是我们建设现代家训文化的深厚渊源。家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性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厚的社会和家庭的基础。其根本的原因，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伦理社会”。具体而言，一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国之本在家”，因而十分重视“齐家”，而“齐家”在于“修身”；修身就是家庭成员个体的道德修养。这就决定了家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修身齐家也就成了家训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内容。第二，传统社会的家庭是以父家长制为主体的宗法制结构。宗法制家庭、家族的特点，就是家或家族通过立子立嫡的继承法而代代相传。家训就是达到家庭、家族得以代代延续的文化基础。以上二条决定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发达。就是说，家训不仅是一个家庭、家族代代延续的文化基础，而且也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基础文化。问题在于，在今天，产生家训文化的社会根基和内在动力还存在吗？重建家训文化还有没有可能？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家训产生和发展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机制，这就是父家长为权威和立子立嫡代代延续的宗法制的家庭结构。传统家训主要是家长对家人、族长对族人、父祖对子孙的教诲训示。以往乡里的孩子吵架，邻居就会做这样的评判说：“没爹娘戒训。”事实上，家训文化之所以有效和得以传承，关键在于父家长对于家庭成员具有无可撼动的绝对权威。不听父言、反抗父训，就是不孝，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惩处。所谓“家训”，实际上就是“父训”。著名的有汉刘向的《诫子歆书》、三国蜀诸葛亮的《诫子书》、东晋陶潜《与子俨等书》等，所谓《曾国藩家书》中的家训，基本上全是曾国藩对弟、对子的训示。正是由于家长的权威决定了其家训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决定了家训的可行性。而在今天，父家长制已经瓦解，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作为父亲的道德威信和经济地位，就是说，父在家中的权威没有了强制性的制度保障。家人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也就是说，“家训”的建设失去了制度的保障。这是今天建设家训所遇到的最为困难的地方。其次，由于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以及“生男生女一个样”的宣传，改变了几千年来的“传种接代”的生育观念，这就冲击了中国人重视光宗耀祖、维护家族荣誉的传统观念。随之也就消解了立家训的这一动力机制。而在古代，家训是与家族荣誉的代代相传同行的，因而才有立家训、尊家训的动力。包拯家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包拯训示：“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下又嘱其子包珙说：“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那么，在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家训吗？无疑，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产生传统家训文化那样的社会基础。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想重建家训文化的困境所在。也就是说，在现代，我们已经没有了像古代那样建设家训文化的内在动力机制。显然，今天要重建家训文化必须要有新的建设家训的动力机制。而这，正是一个难点！回答这个问题，才能建立今天建设家训文化的信心。否则，所谓家训建设，很可能是形式的、一时的。可见，我们在家训建设中所遇到的难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这也就提出了传统家训文化现代转化的任务。为此，必须找到今天建设家训的动力机制。

     这里，我想与大家来探讨这个难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细胞，而且是一个经济单元，因而更是社会存在的微观经济基础。在现代，一般来说，家庭已经不是生产性的经济单元，其对社会的重要性不及传统家庭，但还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单元，是社会结构的细胞，因而家庭的稳定对于社会的稳定仍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家庭建设依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也就决定了现代家训文化培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现代家训建设的外在动力。当然，问题在于它的内在动力，即家庭自身是否有着建设家训文化的内在需求。

    在现代，无论是主干家庭还是核心家庭，家庭和睦、富裕，家庭生活的安定、幸福是每一个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内在的共同要求。因而，“家和睦邻”、“家和万事兴”这一传统的伦理理念仍然是现代家庭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而这正是现代家训文化建设的内生性的根本动力。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大环境下，人们在外工作繁重、心理紧张，更加需要家庭这一情感寄托的精神港湾，因而追求家庭和睦显得格外的强烈。这就增强了建设家训文化的内在动力。调动和发挥这一动力来重建家训文化，正是有些社区成功建设家训文化的基本经验。经验证明，追求家庭的和睦、富裕、安定、幸福的价值和理念，正是现代家训文化建设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动力和基本依据。

    我认为，现代家训文化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和睦、富裕、安定、幸福”这一现代家庭的核心价值。例如，通过家庭成员的民主协商，在如何实现家庭和睦、富裕、安定、幸福价值目标上制定出为全家所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当然，由于各家的情况不同，家训也会各有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但都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家训成为家庭成员的自觉要求。而能达成家庭核心价值共识的精神基础——也是最基本最牢固的因素，就是“亲情”——“亲缘”。因此，要建设好现代家训文化，就应充分而持久地激发和保持家庭成员间的亲情、亲缘这一强大的人文力量，从而充分发挥建设现代家训文化的内在动力。这就是我对“今天，重建家训文化何以可能？”的回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当代家训文化能够和应当如何建设

 陆晓禾

    重建家训文化，有两个问题要面对：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是，核心价值观与家训文化的结合或者说同构问题

    从上海市文明办在有“贤文化”的奉贤区开展的好家训好家风试点经验来看，形成了一些传承和创新的特点，如：以地缘关系为纽带聚楼和村社而居的家庭为基础，以文明创建和节庆活动为载体，重视妇女在家训主体方面的抓手作用，以征集评选表彰展示为提炼，以社校联动为促进，以政府组织培育为推手，在继承传统家训文化一些做法的同时，形成与传统家训文化不同的作用空间、载体、抓手和机制。

   由此来看，与传统家训文化建设相比，当代家训文化建设具有许多史无前例的优越性，因而具有提升和建设新型家训文化的条件和前景。除了上述这些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些新的倾向和条件值得重视：

    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个人竞争某种程度是家庭文化、家训文化的竞争，现在狭隘化的家教也反映了这方面的需求，尽管偏向智力化了。传统家训文化鼎盛时期，家族之间相互比较袭用之风也是鼎盛的一个原因。人们意识到，越是重视家训，家庭家族越发达，反之，则越衰落。

    传统家族的某种复兴，原因有许多：民营企业家百年老店的需要，因此开始重视家训文化；地方经济的拉动，重视当地名门望族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中国梦、中华文化复兴、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修复和重新评价等，这些也有利于家训文化在今天的复兴和重建。

   重建家训文化，有两个问题要面对。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传统家训精华，例如在为人处世上，主张宽宏大量，忍让为怀，与人为善；在修身自处上，强调慎独，完善自我，不可有欺心欺天之举；在持家治业上，提出勤俭，反对懒惰；在应举为官上，首重读书做人其次应举，提倡为官当清廉，鄙弃贪赃枉法。与今天特别开卷有益的是，如《颜氏家训》有：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温公家范》有：为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朱子家训》有：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存在一些糟粕，例如在家庭关系上，有严重的上下尊卑等级观念；在对待妇女问题上，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在择业上，重仕农，轻工商，鄙弃杂艺；在认识事物上，缺乏科学指导，有许多封建迷信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中，强调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我们在家训文化重建上要考虑的课题。

    与此有关，对当代家训文化建设或者说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转型或重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核心价值观与家训文化的结合或者说同构问题。传统纲常文化通过家训文化而通俗化的经验值得重视。传统家训文化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家庭化和通俗化。传统家训文化的成功在于它与传统纲常文化的同构性。因此，对当代家训文化建设来说，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同构或内化。目前的家训文化建设还是新一轮建设的初始和形成阶段。

    中国传统社会是用“三纲五常”来概括和表述、维护和支持中国社会的四种关系（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思想意识的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产）的道德根基和伦理秩序。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人自身的生产为基础而展开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因而形成了以维护人伦关系进而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特征的道德根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这三纲五常以及在它们背后可称为“纲常的纲常”的家国原则。这些也构成从先秦以来传统家训文化的核心纲常要求。

    解放初至“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笔者认为，这个时期，在国家、社会和民心三方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理念，或者更具体的，还是形成了维护和支持这四种关系，即家庭、经济、社会和精神生产的道德根基和伦理秩序的。那时候讲的是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还有妇女能顶半边天，所以我认为可以用“民为政纲、公为私纲、夫妇同纲”来概括，代替传统五常的是“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而在这背后的核心价值，是用共产主义道德来阐释的新的家国原则即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则。所以这时期的家书，如《给刘若允的信》、《傅雷家书》等，反映的也是这些新的核心价值要求。

   “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损害了建立不久的新社会的道德根基。本来式微的家书文化也遭到了沉重打击。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的道德建设理想，不仅是恢复和重建解放以来至“文革”前的新道德根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特别是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党和政府在这方面的高度重视。

   对新时期的家训文化建设来说，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容，不仅是传统家训文化精华的继承，而且是在核心价值观与家训文化的同构上如何走出一条新路，不仅是政府社区推动，而且是家庭、社区自身的需要，是社会整体的建设。有多少家庭就有多少家训主体，不只重视名门望族的资源，更重视普通百姓家训主体的积极性，这也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传播上的群众路线。

（作者为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家风是社风的基础

胡申生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以良好的家庭风气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当从建设好家风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会带来社会的和谐。同理，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以良好的家庭风气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提高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当从建设好家风始。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家庭成员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传延下去的价值观念、生活作风、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生活习惯等总和。家风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发展，因此，中国传统家庭，十分重视家风建设，重视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引导作用。

    一个家庭的家风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几个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是有着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家训、家规，要求家庭成员一体遵守。这种家训家规，有的是倡导性的，让家庭成员努力去践行；有的则是强制性的，家庭成员不得违背，否则会受到家法惩戒。家庭中这一软一硬的家训家规，保证了对家庭成员的引导和约束。二是家庭中家长、长辈的表率示范作用。在家中，凡订立家训或制定家规者，都处于家庭尊长和权威地位，他们不仅对家庭成员提出种种口头或书面的要求和戒条，而且自己往往能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儿孙作出榜样。长辈对孩子无论是有形的耳提面命还是无形的潜移默化，都会对家庭成员起到巨大的影响。三是中国家庭中固有的尊祖敬宗观念，使家庭成员易于接受祖训，形成门风。尊祖敬宗是中国家庭道德和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祖宗的话不能不听成为家庭成员的共识，否则就是不孝。著名的《钱氏家训》为什么能一代一代传延至今，这是钱氏后人对钱氏宗族的始祖钱镠的敬仰和认可。包拯留下的家训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宋史·包拯传》）包拯此说，一方面体现了包拯治家的严厉，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在包公那个时代，家族成员对“家籍”的重视，被清出家门所背负的社会道德谴责压力是极大的。这种对祖宗的敬畏，是家训家规得以制定和遵从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个家庭好家风的确立和表现，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有几条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家风正，体现在家庭成员能立德为本、勤俭持家、诗书传家、忠贞爱国等诸方面；二是与时俱进，符合社会发展，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标准；三是具有持久性。一个好的家风，往往绵延不坠，几代相传。西汉武帝时大臣张汤，出身一般。但从张汤起，七代显贵，门风不坠，一直绵延到东汉时期。而与张汤同时代的那些封侯拜爵者，甚至那些比张汤资格要老得多，追随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权贵们，其家族往往经过几代就衰败了。正如《汉书》的作者班固说的：“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富平者也！”富平是指张汤的儿子富平侯张安世，为汉武帝、昭帝、宣帝的三朝重臣。为什么张汤家族能富贵绵延，其他一些家族却不能保长富之安，这与张汤的家风是大有关系的。张汤位居三公，可以说官高爵显，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无它赢（馀）”。家里原打算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反对，结果仅“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以薄礼葬之。汉武帝知道以后，感叹道：“非此母不生此子。”这是对张汤的家教和母训作了充分肯定。张汤本人和他的母亲，为张汤门风的确立作出了表率，后世子孙严遵家训，代代相传。班固讲到张汤家族世代兴旺，说张汤“推贤扬善，固宜有后”，而其子“（张）安世履道，满而不溢”。“推贤扬善”、“满而不溢”可以说是班固对张汤、张安世家族门风的一个总结。

    家风正与不正，对家庭成员的一生影响很大。好的家风，能泽被后代，保证子孙走正道，生活安定，远离灾祸；家风不正的家庭，则会祸延子孙。唐初大将李勣官居宰相，临终前将子孙托付他的弟弟李弼并留下遗言说：“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皆幸苦立门户，亦望诒后，悉为不肖子败之。我子孙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厉言行、交非类者，急榜杀以闻，毋令后人笑吾，犹吾笑房、杜也。”（《新唐书·李勣传》）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和李勣同朝为官，都是唐初的名相，为大唐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人作为高官，清廉自守，都多次受到皇帝表彰。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却都失败了。房玄龄两个儿子，次子遗爱参与谋反被处死，长子受牵连被废为平民；杜如晦的儿子杜荷参与谋反被杀，其兄杜构受株连遭流放；高季辅的儿子高正业因受上官仪案牵连被贬于岭表。李勣在遗言中，深以房、杜、高三人“辛苦立门户”，最终“悉为不肖子败之”为教训，托其弟李弼从中汲取教训，负起李家门风建设的责任。宋代司马光在他的家训名篇《训俭示康》中，着重和儿子司马康谈到家风的重要性，指出近世的寇准“豪侈冠一时”，但由于他的功业大，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他还是略显宽容。可是他这种豪侈生活作风，却养成一种奢华的门风，结果“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从唐代李勣和宋代司马光的两篇家训我们可以看出，树立良好家风对一个家庭、对子孙来说有多么重要。

    当前，家风问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我们看到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那么努力投身到家风家训的建设活动中去，另一方面，我们又从报章上不断读到“富二代”、“星二代”种种辱没其老爸老妈的负面新闻。由此，门风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为上海大学人才学院教授）

古代家训在当代的转换原则

邵龙宝

    古代家训的精华要用来培养当代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用来培养圣人。让古代家训“活”在当下，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家风、家教

    古代家训产生于宗法小农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今天是信息化、网络化和金融时代的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古代家训的诸多理念和思想观点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了它原来意义上的历史价值。但是历代家训中所阐发的深层意蕴如“道”、“仁”、“义”等的抽象价值则是可以经创造性诠释彰显其当代意义和价值。如家训中所揭示的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和人道的仁义，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失去它的价值。任何人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包括治国理政都不能“离经叛道”，都不能搞歪门邪道，都不能离开人间正道。读家训就是要读出文字背后的深层的哲学意蕴，这种价值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因为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人的生老病死、得失荣辱、理欲义利、立志、为人、处世、交友等人生的主题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这里是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犹如冯友兰先生当年所说的具体继承和抽象继承，不变的是抽象继承，变化的是具体继承。如“孝”在传统社会是做人的首要德行，在当代“孝”仍然是做人的第一德行，这是抽象继承，即对“孝”的深层原则的肯定、继承和弘扬。在当代，一个人不能孝养、孝敬父母，何谈爱亲戚朋友、同事、社区、社会上的陌生人和祖国、人民？孝道是通行天下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尽管对其的理解有所不同，其基本的内涵是普适的。但具体的行孝的行为有愚忠愚孝，有以孝装潢门面为谋取权威的伪善行为，则是应该彻底摒除的。

    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亦即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有机统一。精英文化原本来自民间，例如儒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仁爱”来自于东夷少数民族的淳朴民风，《说文解字》、《汉书·地理志》、《后汉书·东夷传》都记载“东夷仁”。孔夫子的最核心的思想原来出自少数民族部落，把少数民族部落的民俗转化到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之中，可见精英与民间的相互依存和有机统一性。儒家是传统文化的表征，孔子把人格分为圣人、君子和小人，圣人是完美人格，孔子说他自己都没有见过。孔子说他见到的是君子，君子会犯错误，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会坚决改正。孔子明知没有圣人，为什么要将圣人作为理想人格的楷模呢？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想人格，我们就连君子也做不到。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道理。圣人是超越性的人格典范，君子是现实性人格，理想人格不能离开现实的土壤，当然人格的设计也不能过于理想化，这就叫“极高明道中庸”，既要有高明的理想目标，又要有合于中庸的行为；要在每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达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君子人格的最关键的要素是讲情义、道义和正义，讲责任、担当和义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讲内在超越的，是讲先内圣后外王。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求正义、求群体利益的满足或实现，因此当代社会的人格完善不能仅靠内修，儒家的君子人格只讲责任、义务和担当在今天是不够的，光讲传统的情义、道义和正义也是不够的，而应该在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中去一步一步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就要确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法权人格，在日常行为中能体现出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还有一点，在传统社会，儒家崇尚安贫乐道，也是其有问题的地方，那就是把道德束之高阁,使它脱离了现实，甚至导致一部分人的人格分裂，表面一套，背后搞另外一套。所以，今天我们的要务是要培养真正的公民个体，讲求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使得每一公民都懂得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能够为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古代家训的精华要用来培养当代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用来培养圣人。首先要成为合格的公民，然后成为当代意义上的君子。用林安梧的话来说，“要使君子儒学转化为公民儒学，再生发新的‘公民君子’”。在这里，要强调的不仅仅是人格的完善，而是整个社会要完善，不是要牺牲小我完善大我，而是要在珍视小我、实现小我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追求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完善每一个小我——成为当代公民。

   传统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两千年来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家训、家教、家仪、家规和家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是孩子人格培养的第一所学校即爱的学校。传统的孝道应转化为子女之爱、手足之爱、夫妻之爱和父母之爱，以及对社会上的陌生人、团体、国家和民族之爱。孩子的人格应通过爱的四大领域成长。家庭又是人际关系的训练所，真爱首先从家庭中完成。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

培育现代家风  铸就公民品格

叶方兴

    传统家风进行现代转化的内在依据在于：家庭是社会成员道德生命成长的重要环节，家风的社会性，家风是具体、历史的范畴

   公民道德建设的目的是要培育现代公民品格，而现代公民品格培育的社会语境是日渐开放性、公共性、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家风在公民道德建设中能否担负培育公民品格的职责？

    这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并不成为问题。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就能得到如何走向社会的教育内容，家风成为传统道德教化的重要载体。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家庭在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与功能日渐受到动摇和挑战。家庭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出现，以传统家风推进公民品格塑造就会出现张力。传统的家风就不再适应现代社会，掣肘现代公民品格的培育：

   一是公与私的紧张。家庭属于人们生活的“私”领域，而社会公共生活是人们生活的“公”领域。公民品格是现代公民在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中需要的道德品质，是社会公共生活对人的伦理要求，是人的公共维度的体现。家风传递的内容主要是以孝悌为主的小共同体内部的家庭关系。

   二是等级意识与平等观念紧张。传统家风背后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与专制统治的政治统治，传统家风是以血缘关系、人伦以及情理为前提，在道德品质方面等级制、爱有差等，长幼有序，忽视对他人、其他社会成员的关怀。“棍棒之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如此等等。现代公民品格是基于社会成员的民主与平等之上，需要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尊重、关怀、宽容。

   三是传统家风的封闭性与现代社会风气的开放性紧张。现代社会的家庭、国家、社会虽然相互独立、区隔，但却相互流动，家庭之风与社会之风相互流动。家庭相对封闭、静止，家风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现代社会风气具有开放性，容易侵袭家风，侵蚀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价值。现代社会风气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习气对家风的影响十分强烈，孝顺、尊老等观念让位于“我爸是李刚”、啃老、坑爹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传统家风面临崭新的社会语境，遭遇充满开放性、流动性以及公共性的现代社会，社会基础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罗尔斯揭示了“理性多元化”，沃尔则也指出“社会诸领域”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在对传统家风创造性转化中建构现代家风，化解传统家风与公民品格培育之张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培育现代公民品格。

   家风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载体，传统家风进行现代转化的内在依据在于：

   第一，历史地看，家庭是社会成员道德生命成长的重要环节。家风在人的道德人格形塑中承担重要的功能。尽管公民品格培育需要在公民的政治、公共生活实践中实现，但家庭生活却为个人走向社会生活提供“试验场”。家庭这个微型的共同体是个人由私人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中介。家庭是现代社会人们培养社会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操练场”，特别是在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家庭也是难得的组织化、集体生活的场域。从人的成长历程来看，个人在家庭不仅获得自然意义上的生理情感，而且获得了对待社会成员的道德情感。家风在现代社会依旧能够发挥作用。家庭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彼此影响，尤其是会影响子女。

   第二，从内容上看，家风的社会性能够为其公共转化提供依据。家风所内蕴的道德价值一般分为两大类：一是为人处世的道德规则、道德规范，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包括如何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准则；二是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价值和行为方式，旨在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道德修为，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道德担保。家风的内容上体现为人的社会化与人格培育所需要的社会性内容，成就社会人需要的道德品质，社会生活中需要的社会情感、道德价值与行为模式。这些内容并不与公民需要的现代品格相违背，公民品格是公民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综合体，是公民能够自觉地在公共生活发挥良善品质、优良德性的体现。家风熏陶下的公民能够形成社会性的道德品质，为公民品格的形成奠定基础。

   第三，从唯物史观看，家风是具体、历史的范畴。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氛围，是家庭的社会意识形式，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存在，根据家庭的生活水平、生存语境以及社会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家风不是僵死、封闭的条条框框，也不是恒久不变的历史古董。家风与社会大的道德氛围相互贯通，会根据社会环境变化以及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家庭的变化调整、丰富完善家风的内涵。家风的演进不仅吸纳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内容，还需要伴随现代社会发展吸纳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也反映家庭的与时俱进。家风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成分，过分守旧、等级意识、违背人性以及有背现代精神的内容也会伴随时代发展逐渐剔除。

   建构符合现代公民品格的家风，需要以现代家风建设为着手，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可以考虑如下具体途径：一是重视和充分发掘家庭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二是家风建设在内容上吸纳传统家庭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创新家庭美德的实践方式。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