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游云学
  
      ［摘 要］李白“长流夜郎”是文学和史学界长期未决的问题。明末清初，随着“改土归流”不断深入，在遗迹与传说的启迪下，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即传统的李白“长流夜郎半道承恩赦放还”论和李白“长流夜郎谪居三年遇赦放还”论。前者以曾巩为代表，历史悠久，影响范围较大；后者以张澍、黎庶昌为代表，研究时间较短，名人效应差，影响范围小。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贵州文化的发展，研究者的视野不断拓展，新的证据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也多样化。使得李白“长流夜郎谪居三年遇赦放还”观点，更合乎历史的原貌。本文作者以考查唐代人对李白的表述为研究起点，还原一个真实的唐代李白。在深入分析了唐代“夜郎”地望此基础上，运用唐代刑律分析李白所获的“长流”刑，按“长流”刑条例讨论李白案。并结合史料记载，对李白“长流夜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进而，在唐代刑律框架上，分析讨论李白流放时间、地点及行程路线，并用充足的史料证明本文的结论。结论认为：李白不但没有“半道承恩放还”，而且沿长江逆水而经黔州（黔中道治所，今彭水）转抵夜郎。“谪居夜郎三年”（即不少于二十四月），“承恩遇赦放还”归籍。并沿原路顺长江东下，在岳州（岳阳）、江夏、汉阳等处徘徊数月，再沿长江而下经浔阳至当涂而卒。作者以此结论，将李白“长流夜郎”期间的诗作，按时序重新排列成表，说明其第次原因及引证来源，使李白“长流夜郎”的过程更近于历史事实。文章的最后，用有力的证据否定了王燕玉教授的“陆路论”。
  
     唐代诗人李太白以从永王璘之罪，流放夜郎一事，史料中记载极为简略。[唐]代正史文献不记，只魏颢《李翰林集序》载有：“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后晋]刘昫等纂《旧唐书·文苑列传·李白》云：“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又[宋]欧阳修，宋祁等纂《新唐书·文艺列传·李白》曰：“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至此，虽然表述约有不同，但李白因从永王璘获罪，流放夜郎之事，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与此同时，随着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对李白诗文收集、整理、研究的深入，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云：“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自始，李白流放夜郎事件的起止时间地点，行驶路线，到没到过夜郎等，一直是文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以李白生平记载为背景，唐代刑律为判据，唐夜郎的社会环境为参考系。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考证李白长流夜郎历史，对李白有关“夜郎”的诗文，按创作时序从新排序。

一、认识唐代的李白

     今天的人是永远不会认识到第一历史的，只能在第二历史上尽可能让历史真实一些。王立群教授说：“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都不一样。”由于史料的缺失，今天人们对李白生平经历了解，更多是基于传播的历史，这对研究李白的生平是绝对不够。要认识李白，只能通过李白自述，或与之有交往的人记载中去认识。通识李白自述篇目，《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与韩荆州书》又云：“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赠张相镐》再云：“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世传崆峒勇。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及所著诗句“吾祖吹橐籥，天人信森罗。”和“先君怀圣德，灵庙肃神心。”综其自述，李白自己都不能确定其祖先是李耳、李广还是李蒿？籍贯是陇西、楚江、广汉、还是金陵？因此，在其交往的亲朋好友的著述中错综复杂，即李阳冰《草堂集序》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及社甫诗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这就是李白生世之迷。一个李白自己都不能破解之迷，后人又怎能妄加求取呢？笔者认为：诸如李太白族属、家世、国籍等问题的研究，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唐]代的李白，并非今天人们心中的伟大诗人。从自述“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按《新唐书·食货》记载：玄宗时期，“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比较之，读者对此怎么看？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藉。”……“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抚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则乐。” 与李白直接接触，并一起生活，留有著述的人不多，魏颢是其中之一。在魏颢笔下李白，除诗赋了得外，并没特别之处。更有些沉浸于酒色的世俗形象。至范正传时，已经是葬身荒野，孤魂难寻，遂迁墓重修。见过李白的晚辈裴敬，在其《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云：“享名甚高，后事何薄。谢公旧井，新墓角落” ……“贵尽皆然，名存则难，故予重名不重官。”可见，晚[唐]时的李白，在社会上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大。
李白社会影响力的提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的李白，只是集道学、文学、酒色，好交友，勤于笔耕的一般诗人，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社会影响力。至北宋，乐史、宋敏求、曾巩等人在李阳冰、魏颢遗著基础上，广泛收集整理李白诗稿，并编著内容丰富的宋本《李太白文集》，由此才漫漫有了今天的伟大诗人李白。李白生活的年代距《李太白文集》现世，已经300多年了，《李太白文集》记载内容，已只是对历史生活中李白的一种可能的追述而也，疏理、考证、推测，甚至想象、杜撰、编造，亦成历代学者不同选项。因此研究李白，必须让自己心态回归历史，以唐代的李白为基础，运用合理的疏理、考证、推测，还原其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二、正确理解唐代刑律的“长流”刑
     (一)唐代的“长流”刑
      李白从永王璘获罪，照例当死刑。据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记载：“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改为“长流夜郎”，已经是重罪从轻，降刑处罚了。按《旧唐书·刑法》记载：“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八：……流二千里者，赎铜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赎铜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赎铜一百斤。 ……又有十恶之条：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谋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十恶者，不得依议请之例。”查《唐律疏议》与《旧唐书·刑法》记载同，均无“长流”刑记载。据《太平广记·卷121》“长孙无忌”条引[唐]张鷟《朝野佥载》载：“长流”由宰臣长孙无忌奏请设立，“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之弊。”但《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云：“帝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发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并除名，流于岭外。”虽然两说并不相符，但并不能否定“长流”刑的存在。《旧唐书》记载：最先受“长流”刑的人，是右相李义府父子。按《旧唐书·李义府传》记载：龙逆三年（663年），因请术士望气，聚敛钱财。“按皆有实，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长史、河间郡公李义府，泄禁中
之语，鬻宠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轻朔望之哀礼。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罚，宜从遐弃，以肃朝伦。可除名长流巂州。其子太子右司议郎津，专恃权门，罕怀忌惮，奸淫是务，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亦宜明罚，屏迹荒裔。可除名长流振州。’义府次子率府长史洽、千牛备身洋、子婿少府主簿柳元贞等，皆凭恃受赃，并除名长流延州。”时隔三年，“乾封元年（666年），大赦，长流人不许还，义府忧愤发疾卒，年五十余。”……又时隔八年，“上元元年（674），义府妻子得还洛阳。”由此看出，“长流”刑不但存在，至李义府父子后还是常用之刑。“长流刑”是比“死刑”轻，又比“流刑”重，间于“死”和“流”之间的罪行。依《唐律疏议》可知，唐代是一个刑律非常完善的国家体系，李白“长流夜郎”原本就是从宽处理，没有理由途中恩赦回籍道理，按刑律李白之妻宗氏，也应该随李白一同流配夜郎。据陈玺《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统计，唐代可确定的“长流”案例有六四件，长流百人以上。
自唐高宗起，“长流”已成常态，在“长流刑”者中，死于“长流”期间的约占总人数的44%，多数为先流后诛（赐死）；除名、配流家人，永未还籍的约占总人数的20%罪犯，变“长流”为迁徙荒野，任其自生自灭的。赦宥还籍者，有史可稽的不足十人，占“长流”总人数的12%；还有占总数24%的“长流”者，未知其后果。尤其是唐肃宗朝，运用“长流刑”更为平凡，六年就有七人“长流”。其中高力士、孙蓥二人因李辅国陷害获罪；李逢年、第五琦二人因经济获罪；侯令议因失守罪；只有张均和李白同属“从逆反叛”，所不同的只是“内乱”与“外患”而也。在唐代刑律中“从逆反叛”是重罪，涉及两案的其他人，全部获诛，只有张、李两人由“死刑”降“长流刑”免诛。据此分析，李白“长流夜郎”没理由短期赦免，就是“谪居夜郎”三年得赦还籍，已经是奇遇了。

     （二）“长流”刑的执行
      按《唐律疏议·名例》中（第）二十四（条）“犯流应配”记载：“三流俱役一年。（本条称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满及会赦免役者，即于配外从户口例）妻、妾从之。父、祖、子、孙欲随者，听之。……。”《疏》议曰：妻、妾见已成者，并合从夫。依《令》“犯流断定，不得弃放妻、妾。”（第）二十五（条）“流配人在道”记载：“诸流配人在道会赦，计行程过限者，不得以赦原。（谓从上道日总计，行程有违者。）”《疏》议曰：“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余水沿诉（沿诉：指顺水、逆水）程各不同。但车马及步人同行，迟速不等者，并从迟者为限。又《大唐六典·卷3》记载：“……水行之程，舟之重者。诉，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诉，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百里，余水七十里。”并且还对长江三峡、风雨等特殊情况，作了补充说明：“其三峡砥制[制当作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当填以案]记，听以年功。”由此可知，按《唐律疏议·名例》中（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李白获“长流夜郎”罪，已经不只是他个人的事，妻子宗氏按律得配流夜郎。又按《唐律疏议·名例》中（第）二十五（条），及《大唐六典》之规定：李白长流夜郎的行程是有日期限制。以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古代部分》记载为参考，[唐]肃宗时期，已经是“万斛大船风行成都、扬州之间”景象；从“涪州东至江陵府，水路一千七百里”里程。木船在长江上日程， “重庆—宜昌段一千三百里，下水约十天，日行一百三十里左右；上水约三十五天，日行三十五里左右。”因此，李白从获刑上路到流放地夜郎，徒行时间不会超过七十天，并且是在吏卒的押解下带枷锁而行。并非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沿路与朋友观湖游寺，喝酒迎诗作赋，形似游山玩水的朝廷重犯。

    三、唐代李白长流地夜郎

    李白对夜郎表述，最早是[唐]天宝八年（749年），为其好友王昌龄自江宁丞贬为龙标慰，作《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据此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李白长流的夜郎，龙标西，夜郎在东，才有“夜郎西”的说法，从而产生了夜郎湖南沅陵说，事实上并非如此。
古西南有夜郎国、夜郎郡、夜郎县记载甚多，见于本文研究的是李白长流夜郎，故将时限确定为唐代。研究唐代夜郎，有《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就成书先后而言，《元和郡县图志》最早，成书于[唐]宪宗年间，距李白生活年代只数十年，只惜此书图卷散失；次为《旧唐书·地理志》晚于二百多年；《新唐书·地理志》更晚至三百多年。通识三书，两唐书记载“夜郎”内容约同，均为三处，即夷州“夜郎”、奖州“夜郎”和珍州“夜郎”，唯《旧唐书》较《新唐书》更详而也。但《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夜郎”内容只有两处，即珍州“夜郎”和奖州“夜郎”。为此本文就以《元和郡县图志》和《旧唐书》中“夜郎”议论之。
[唐]代地方行政管理以“道州县”三级制，以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为时限，之前分全国为十道，之后分全国为十五道。其中之一是分江南西道增置黔中道，而[唐]代所有“夜郎”县郡设置，始终在黔中道管辖内，并县是有严格时段意义。虽然在不同地点设置“夜郎”，但并没有同时出现两个“夜郎”设置。按《元和郡县图志·卷第30》记载：“江南道黔州观察使，……管州十五：黔州、涪州、夷州、思州、费州、南州、珍州、溱州、播州、辰州、锦州、叙州、溪州、施州、奖州。县五十二。”与新旧唐书比较，完全相同的有十二州；同地异名有二（即《旧唐书》奖州曰“业州”；叙州曰“巫州”），新旧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均记载了名称演变过程，并变更时顺相同，如《元和郡县图志》奖州条下云：“本[汉]武阳县地，贞观八年（634年）于此置夜郎，属巫州。长安四年（704年）于此置舞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鹤州，二十年（732年）又改为业州，大历五年（770年）又改为奖州。……管县三：峨山、渭溪、梓姜”；《元和郡县图志》叙州条下云：“贞观八年（634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天授二年（691年）改曰沅州，开元十三年（725年），以‘沅’‘原’声近，复为巫州。天宝元年（743年）改为潭阳郡。大历五年（770年），以境接叙浦，改为叙州。……管县三：龙标、朗溪、潭阳”；记载相异的有二（《新唐书》和《旧唐书》均无“涪州”；《新唐书》无“珍州”），其原因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以有确切解释。《元和郡县图志》涪州下云：“武德元年（618年）立为涪州，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故为名。上元二年（761年），因黄莩硖有獠贼结聚，江陵节度吕諲请隶于江陵，置兵镇守。元和三年（808年），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奏曰：‘涪州去黔府三百里，输纳往返不踰一旬。去江陵一千七百余里，途经三峡，风波没溺，颇极艰危。自隶江陵近四十年，众知非便，疆理之制，远近未均，望依旧属黔府’”。又《新唐书》溱州溱溪郡条云：“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山洞置。……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县五：荣懿、扶欢、夜郎、丽皋和乐源。其中“夜郎，（中下）贞观十六年开山置珍州，并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后为夜郎郡，元和三年（808年）州废，县皆来属。”据此，李白长流时，黔中道辖十四州及一郡，即黔州、夷州、思州、费州、南州、溱州、播州、辰州、锦州、溪州、施州、业州、涪州、珍州、潭阳郡。
     按《旧唐书》记载：最早在夷州置夜郎县，即“武德四年（622年），置夷州于思州宁夷县，领夜郎、神泉、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宣慈、慈岳等十三县。……贞观元年（626年），废夷州，省夜郎、神泉、丰乐三县，……。”据此，夷州夜郎县设置只有四年，即（622—626）年；第二次在业州（即巫州或舞州、鹤州、奖州）设置夜郎县，即“贞观八年（634年），置夜郎县，属巫州。……开元二十年（733年），改夜郎为峨山县。”据此，业州夜郎县设置有九十九年，即（634—733）年；第三次在珍州（溱州）设置夜郎郡县，即“珍州（下），贞观十六年（642年）置。天宝元年（743年）改为夜郎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珍州。领县三，户二百六十三，口一千三十四。”夜郎、丽皋、乐源。由于夷州夜郎县存在时间短，《元和郡县图志》中并无记载；而业州和珍州两州，存在长达九十一年同名异地的两个夜郎县，即（642—733）年。因此史学上曾产生了两夜郎县的混乱记载，是容易理解的。按《元和郡县图志》珍州条下记载“夜郎县（中下）郭下、丽皋县（中下）郭下。右并贞观十六年，开山洞与州同置，三县并在州侧近或十里，或二十里，随所畲种田处移转，不常厥所。”表明：开元二十年（733年）前，夜郎为县名，并且以业州夜郎为主，珍州夜郎小变化无常；开元二十年（733年）后，珍州夜郎曾一度改为郡或县，并且夜郎一名一直保留至唐朝结束。
综上所述，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载：“随风直到夜郎西”中的夜郎指业州夜郎县，在龙标（当时为潭阳）附近，李白作诗时，夜郎、龙标均为天宝元年前的县名。李白长流夜郎是在“安史之乱”后，此时夷州、业州夜郎早已经成过去式了，黔中道只有珍州夜郎存在，所以李白长流夜郎只能是珍州夜郎，即今遵义桐梓夜郎坝。
 
 
作者简介：游云学，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物理学教学与教育文化研究。
原载《娄山魂》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