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娄义志
夜郎边的开发,是前人没有涉及的一个课题,其史料甚少,不少内容不得不以史载片言只语加以分析和家谱记载以及实地考察作为参考依据。
夜郎边,其地理位置就是现在的黔渝边境地区。唐朝敕封娄殿邦封地时因为其范围包括了夜郎郡的周边,所以叫夜郎边。家谱记载当时的封地为娄山关以北接綦江、南川、正安境五百里之地(相当于今桐梓县大部和綦江、南川、万盛之小部),元明曰归化司。明初娄华国从普定迁回桐梓,查诏承袭归化司之职,这时的封地因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范围缩小了很多,不少原封地被宋、元时期朝廷分割封给了后来的他姓有功之臣,其地盘只剩下一半,即桐梓县的北部:松坎河以北接綦江、南川、正安的狭小地域。本书谈娄梁二姓对夜郎边的开发,主要指这一地域。
为什么写娄梁二姓对夜郎边的开发而不写他姓对夜郎边的开发?为什么不写娄姓对夜郎边的开发而要写娄梁二姓一起开发呢?一是唐代社会的黔中地区,地处山区,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物质生产不足,经济、文化落后,“山川旷远,人物稀少”,社会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在古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不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反映出一个地区的开发程度。就贵州地域与巴蜀、湘湖毗邻经济相对发展的几个经制州人口状况看,多的锦州有2000多户,10000余人,少的费州仅有429户,2000多人,周围七个州共有9425户,50595人。这七州所有的人口远不及经济富庶地区的一个州郡(《贵州通史》310页)。此时的珍州、播州、溱州、夷州等地(宋元时期逐步成为播州属地),虽为经制州,但一个州就几千或万把人口,一个州下属两三个、三五个县不等,不少县的人口户不足几百,口不过二千,夜郎边的地盘相当于当时一个或两个县那么大,人口就可想而知。娄梁二姓族众的到来,增加了人口,自然成了夜郎边开发的生力军。二是当地的土著人处于原始蒙昧状态,刀耕火种,生产力落后,娄梁二姓的到来,把先进的北方文明、黄河文明和种植技术带到了夜郎边,成为夜郎边开发的技术力量。三是娄殿邦带领族众和部曲定居和镇守夜郎边,不只是娄姓族人,而是娄梁二姓族人,由于娄殿邦与梁宗理同是征南诏的将领,又由于他们之间的郎舅姻亲关系,使娄梁二姓成为一体,梁姓族众随娄殿邦和梁宗理世居夜郎边封地,使夜郎边的开发成为娄梁二姓的共同事业。四是娄殿邦为夜郎边长官,替朝廷管理一方土地和人民,梁宗理作为娄殿邦的助手、梁姓族众的头领,协助娄殿邦管理和开发夜郎边,自然成为率领族众和当地土著居民开发夜郎边的领导力量。
第一节 夜郎边的自然条件
唐王朝敕封娄氏在夜郎边,按娄氏家谱记载为:“裂播地之壤接綦南者五百里”,但明朝洪武七年娄华国从普定率本房族人回桐梓承袭归化司职时,实际只有后来叫做下娄化里的地域,不计算后来划入綦江、万盛的一部分,留下的部分国土面积为944平方公里,相当于桐梓县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强。(当时耕地面积无法计算,现有耕地面积166600亩。目前在这一地域生活着的总人口为14万余人。如果算上划入万盛、綦江的部分,国土面积大约1300平方公里左右,人口25万左右。)这一地域唐宋叫夜郎边,元明曰归化司,明中后期叫娄家里,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名娄化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里设区,大部分地域属桐梓县第七区。现在大约为狮溪镇、水坝塘镇、羊磴镇、木瓜镇、坡渡镇、芭蕉乡等六乡镇。不过这六乡镇比起古代的夜郎边来,地域已经大大缩小。
夜郎边境内喀斯特地貌突出,有的属中低山丘陵峡谷地貌,有的属高中山岩溶丘陵河谷盆地地貌。地形复杂,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气候温热,但差异比较大。有金狮河、瓦狮河、复兴河、盐井河、鲤鱼河等河流汇入羊磴河;还有木瓜河、圈圈河等其它一些河流供引水灌溉。大山有柏枝山、箐坝、三界山、铁山等,均在1700米以上。深谷羊磴河比较典型,海拔在400米左右。原始森林面积分布较广,至今仍有柏(柏芷坝)箐(箐坝)自然保护区。最高海拔2227米,最低海拔310米,桐梓县海拔的最高点和最低点都在夜郎边地域内。全年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适宜多种动植物的生长。矿产资源品种少,但烟煤、铁、石灰石蕴藏丰富。
唐宋时期,夜郎边是一片待开发之地,尤其是后来所称的娄化里之地,雅一点说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俗一点说就是一片蛮荒之地。这里山高谷深,丛林密布;这里障气层层,虎豹出没;这里交通闭塞,人迹罕至。这里南连带水(今桐梓南部)、北插綦江、南川,西接夜郎,东毗芙蓉(今绥阳县),东北邻珍州(今正安县),少有开发;这里生活着一些苗族土著人,唐宋时估计人数不少,现人数极少,姓氏为杨、熊、陶,是被汉族追赶迫不得已来此深山老林的,可想当时的自然条件之差。诗人娄必福《狮溪即景七韵》基本反映了这里的自然条件及奇特的地形地貌。
七韵之二《香炉山》写到:
神秀青峦绝顶间,风雕雨塑自天然。
金猊不及斯山秀,千载光岚萦紫烟。
之四《犀牛口》这样描写:
燕子岩前放眼观,一峰横切锁河滩。
犀牛沉睡无惊梦,不解人间是几年。
之六《忆牛卡石》更是奇险:
绝壁中开一线天,猿愁鸟悸客心寒。
牵牛蒙面越惊险,梦幻惊魂虚汗颜。
但这片领土是大唐的一部分,极具开发潜力,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因此,必须有人守卫,有人开发,而不是弃之不顾。这片土地的开发,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娄殿邦、梁宗理及其族人的肩上。
第二节 夜郎边的经济开发
平南诏战争胜利后,娄殿邦梁宗理奉旨镇守夜郎边,关隘设在黑神垭(当时的川主李冰庙,由于李冰脸黑,故称黑神庙及黑神垭),驻军黑神垭下红花园。但由于黄巢农民起义军势大难挡,朝庭随即调部分娄梁部曲到北方围剿黄巢,几年后娄珊又领兵进军安顺,留在夜郎边的人员已是老弱病残。这时不管娄殿邦与梁宗理愿意不愿意,朝廷已敕封了官职和土地,必须履行职责,承担起镇守和戍边的责任。那么是否有因朝廷征调而未赴封地就任的可能呢?胡大宇在《
关于桐梓县境土司与土官的研究》一文中认为:“在播州的前期,虽然因为战功,朝廷封赏了若干的功臣官职并敕其迁族人居播地“世袭其守,永镇边夷。”但是实际上,分封于桐梓境内的几位杨端属下的重要部将,都几乎是在封赏的同时,因朝廷调用和自返原籍而离开了今桐梓县境,实质上并未赴其职守”。“根据家族谱志记载,自元朝起,陆续又有些来自中原的豪雄大户,奉朝廷旨意率兵入播,以战功分封为“世袭其守,永镇边夷”的土司土官,其中就包括再次入播的令狐、成、娄、梁、赵等大族”。“在土司土官全盛时期,桐梓的土司土官就是上娄化里的成、令狐、杨、赵、王、张和下娄化里的娄、梁八姓。”这些观点,是我们研究娄梁二姓定居和开发夜郎边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一、假定娄殿邦未到夜郎边任职,那么或随娄珊继续征安顺,或带族人回原籍山西,或抽调征黄巢。首先,带族人回原籍有可能没有呢?我们进行一下理性分析和推理。要知道,娄殿邦被赦封夜郎边镇守将军,有两大职责:一是驻守娄山关防止南诏的复侵,并扼守此地随时为稳定黔中社会提供可靠的后方支援和强大的军事保证,这里必须驻军。二是当时的夜郎人通过多年休养生息,逐步强大起来,成立了夜郎郡、县并拥有人口相对较多的珍州,夜郎郡周围又聚居着较多的其它少数民族,在夜郎边一带保持一支有威慑力的军队,防止夜郎人和当地聚居的僚人及其它少数民族叛乱,无疑是当时夜郎边一带的战略任务。由于这两个原因,娄殿邦不可能弃之而去。因为在封建社会,受朝廷封赏是莫大的荣誉,又是镇守要塞,如果不去赴任,导致朝庭战略要地无人镇守,必然获罪,后果是严重的。要么罪及本人,要么整个家族都受牵连而获罪。因此娄殿邦要带着族人回原籍,是不可能的。其次,随娄珊继续征安顺并在安顺定居。但根据家谱记载,娄殿邦梁宗理没有去安顺的片言只语。而这时娄珊已是能够独挡一面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南诏与唐朝已处于议和阶段,没有大的战事,南下收复安顺也是小打小闹而已,唐军所到之处,南诏不会拼死抵抗,只会顺应和谈之势退出所占之地,不与再战,因此娄珊不需要其父和姑父随同前往,况且朝廷没有调娄殿邦和梁宗理往征。再次,娄殿邦梁宗理抽调随大军征黄巢。这不是没有可能,像成氏和犹氏一样,调去参加征黄巢的战争,元明时又再次入播受封,世守其职。但娄氏家史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也没有这方面的传闻,而能够肯定的是娄殿邦和梁宗理的坟墓确确实实地葬在狮溪口黑沙坝,千年以来香火不绝。
二、以上三种可能一一排除,剩下的就只有娄殿邦戍守夜郎边了,但这时族人已被征调一空,只留下梁宗理等少数人与其一道继续戍守。当时娄殿邦面临的任务,一是镇守黑神垭,保持社会稳定;二是带领娄梁族人和当地人民,开发夜郎边。开发地域的选择,应该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夜郎边从娄山关到南川边界,长300余华里(当时的小路里程),越往南战争越频繁,越不容易安居乐业。五代至宋初杨端的后代杨晔、杨溥、杨清、杨实、杨昭五世统治,与周围罗闽部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战争不断,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加上娄山关周围的带水县,大部分属杨端封地,加强与杨氏的团结,避免与杨氏领地发生冲突,唇齿相依共存共亡,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越往北越靠近渝州(重庆),战乱越少,越容易安居乐业,是较为可靠的后方。因此,除娄山关下红花园驻军以外,把开发的重点选在夜郎边北部,及松坎河以北至南川一带。定居或参与开发的人数或许只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可能多。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娄邦殿和梁宗理二人一同参与了夜郎边北部的开发。《梁氏族谱》恩举人梁化龙撰老谱原序:“我祖宗理忠勇著于楼山关,殁葬黑沙坝。越一世,迁南川箐溪沟,越二世,复移我桐梓下坝。嗣是而瓜瓞繁昌,兰芽迭出。”此序明确记载梁宗理葬于黑沙坝,梁宗理死后,下一代迁到南川箐溪沟,再下一代又移回。从此,梁氏族人就在夜郎边下坝一带定居了下来。其实梁氏迁南川箐溪沟也好,迁回下坝也好,都没有离开夜郎边一带,都是在其附近移动。可以认定梁氏族人没有回到山西或全部从征黄巢。另一举人梁宗鲁在《娄氏家史》娄氏谱叙中写到:“至殿邦祖、宗理祖合葬黑沙坝,两姓婚姻不息,戚谊则又近也。贵宗祠在狮溪口迁于宗庙之前,春秋互相拜祭。冥冥先灵灵爽相爱相依,醉后语依依于禴祀蒸尝,月明星稀也。余阅所刊众序,博雅珠联,由汉迄明,贤相总戎(这里指的贤相是娄师德,总戎自然是娄殿邦),皆实录也。里名娄化,化可想也。修建艰难,真克绳也。振振斯文,本世家也。一河九曲,源远流长。一岩数重,冲霄课雨,祠基钟灵毓秀也。长焜为绵竹教谕,康熙时也。遵义拨入贵州,雍正六年也。余年八十三,墨尽笔太枯也。”两梁姓举人的序,说明娄殿邦、梁宗理司镇夜郎边,葬于黑沙坝真实可信,两姓族人的后代香火不绝,互相拜祭也是事实。
那么娄殿邦与梁宗理死后,其娄氏后裔是否离开过夜郎边呢?如果没有离开,为什么家谱中缺十三世呢?为什么后来家谱从娄华国起才开始记载呢?为什么现在娄氏家谱记载的娄氏人员都是娄华国之孙道字辈五房的后裔呢?这里可以提出以下几种猜想:一是娄殿邦在夜郎边履职终身,死后,娄氏后裔回了原籍山西,或投奔了安顺娄珊,从此夜郎边由梁氏后裔管理,或由娄珊指定他人代管。但为什么殿邦后裔或回山西或投奔娄珊都没有这方面的丁点记载呢?为什么现在安顺的娄氏在江浙抄来的一个家谱不承认是娄殿邦的后代,而记载为明代洪武十几年跟随徐达元帅南征“调北填南”的呢?(明史没有徐达征西南的记载。只有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派傅友德、兰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南征云南的记载。在此,本人表示对安顺现有的娄氏家谱存疑。)二是是否殿邦之后,在夜郎边的人口繁衍极慢,人丁不旺,再加上文化教育差,没有人有能力承担夜郎边长官之职,使职位长期空缺。所谓世袭,实际上已经中断了?三是娄殿邦以后夜郎边一直由娄氏后裔承袭掌管,并在元代实行了土司制度,改夜郎边为归化司,但由于实行土官统治,又由于此地相对封闭,山高皇帝远,宋元时代无人插手此地,成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不为外界所知。直到明初,明朝反复派将领到西南开疆拓土,为安排可靠的人实施统治,才派世居普定卫的有军屯背景、与朝廷关系更加密切的娄华国代表明朝接管归化司,把此地纳入朝廷的实际管辖范围。娄华国来此,代表朝廷,原任归化司长官或被免除,或正好死后需要选人接掌。娄华国到归化司后,主持修家谱并序,按说娄殿邦到他只不过十几代,娄氏的渊源有可能写清楚,可惜娄氏族谱元时散失,娄华国主持修的家谱到娄朝臣续修时又过了近两百年,续谱记载,此时华国之修家谱,已篇残简断,残缺不全,一些内容已无法再现,导致后来的家谱缺十三世的内容。由于娄氏古谱元时散失,娄华国又生长在元末战乱时期,也许他修家谱时部分家史线索已断,无法准确清晰地对每一代都追根溯源,只能从他这一代人开始入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四是殿邦死后,在夜郎边的娄氏后裔无人,因为娄殿邦从山西带来的一子娄珊及其后人已到安顺镇守并定居,家谱中无夜郎边和归化司时期娄殿邦其他后裔的记载。并且《桐梓县志》有“娄氏自殿邦后,单传者十世”的记载,直到娄华国时才有华国、华德两弟兄,到道字辈时有五弟兄,人丁才兴旺起来,所以在夜郎边已无娄氏后裔世袭。如果夜郎边一直由殿邦后裔管理到明代,那娄氏家史就不是只有娄华国一支及其后裔的记载,而应有殿邦一脉其它支系的记载了,也许真是十世单传所致。再加地方志书对宋元两朝史料记载甚少,很多方面的内容几乎等于零,自然也没有夜郎边娄梁二姓的有关记载,这一时期似乎成为一片空白,成了一个迷,这是需要今后继续研究和考证的课题。但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不影响夜郎边的开发,因为娄氏的姻亲梁氏及其后裔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夜郎边,娄梁二姓自古一家,不分彼此。
夜郎边的经济开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末至元末,即娄殿邦入夜郎边及以后的近五百年;第二阶段是明初至明末改土归流,即娄华国承袭归化司、还籍桐梓后的二百年;第三阶段是明末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
第一阶段的开发(唐末至元末)
娄殿邦、梁宗理乾符四年受敕封,几年后除留一部分部族镇守娄山关,带领其他人离开娄山关红花园,前往夜郎边北部领地实施开发。一路上,穿越夜郎县、荣懿县。娄殿邦生长在山西,后又在江南任职,不管是山西平原还是江南水乡,都与夜郎边领地大不一样。领地基本是深山老林,高山深谷,四处虫蛇出没,十里八里或几十里没有人烟。甚至无路可走,只能在深山中穿行,在荆棘中开路。虽然封地自然条件很不理想,虽然已预料到今后困难重重,但是开疆拓土是臣子应尽的义务。何况朝廷的敕封不薄,五百里之地毕竟成了自家的封建领地,一个镇守徐州沛县的中级军官一跃成为一方镇边大员,这是何等的荣耀?此时的娄殿邦,大约四十余岁左右,不再年轻,但也正是年富力强,热血沸腾,为朝廷出力之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驱使娄殿邦、梁宗理一行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经过艰难的跋涉和查斟,最后选定安营扎寨的地方应该是地势比较开阔,阳光比较充足,金狮河与瓦狮河交汇的狮溪口以南,狮溪河与复兴河交汇的水坝塘以北的黄坪坝—官仓坝--黑沙坝三角地带。 这里是夜郎边北部腹地,北接涪州宾化县(今南川县),南通羊磴、木瓜达夜郎,东靠大山近珍州正安,西出坡头河、陈家坝直入巴郡南州(今綦江县)城。认定他们安营扎寨在黄坪坝—官仓坝—黑沙坝一带,其依据有三:一是黄坪坝是夜郎边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在贵州山区,自古就有“地无三尺平”的谚语,一块三千多亩的平地,在整个贵州都不是很多的,在夜郎边是唯一。而且紧靠黄坪河,水源充足,开发起来省时省力,事半功倍。且入南川较近,黄坪坝经过狮溪口、界牌进入南川地界的蓝家湾也就三十里,再前行十多里就到达南川小河场。当时夜郎边隶属黔中道,而黔中道的治所在彭州(今四川彭水县),靠近西川的政治经济中心重庆,对外联系和出入比较方便,这是当时得天独厚的条件,娄殿邦梁宗理不得不考虑。二是后来的城隍庙和官仓都建在官仓坝,至今遗址仍存。而且小地名官仓坝因娄氏在此建官仓而得名,此名已流传上千年。这说明,官仓坝曾经是夜郎边和归化司的行政中心。而黄坪坝到官仓坝当时尽管也要翻山越岭,道路难行,不过就区区二十里之途,也还方便。更重要的是,官仓坝到水坝塘、羊磴、木瓜、桃子荡(解放后划入万盛)、青山、陈家坝(解放后划入綦江)等地,也处在中心位置,便于实施整个夜郎边北部的管理。三是娄殿邦梁宗理死后安葬黑沙坝,也会一看风水,二要后人祭奠方便,不会路途遥远选择墓地。黄坪坝、官仓坝到黑沙坝距离都比较近,占尽方便之利。从司政中心官仓坝到黑沙坝,走路也就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从黄坪坝走路到黑沙坝,也不过四五个小时的路程。由于当时人口不多,黄坪坝到官仓坝一带就足以养活众人。这也是一个原因。综上所述,有理由认定,夜郎边最早的开发地,除娄山关下红花园外,应该是黄坪坝和官仓坝(含附近的扶田坝和扶土坝)。
(美丽富饶的黄坪坝)
人马安顿下来后,自然是安民告示,稳定人心,招集流亡旧民,广招外来人口,迅速发展生产。然后修官仓,建城隍,不辞辛劳、殚精竭虑管理各种事务。
殿邦是一员武将,由打仗转为发展生产,管理民众,垦荒种地,事事都得从头学起,尤其是唐朝当时的经济政策,不得不学,不得不知。当时正是均田法、租庸调法转为实行两税法的时期,不掌握这些内容,很难在封地内进行开发和管理。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均田法、租庸调法和两税法的内容,并结合夜郎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际,因地制宜制定经济政策,就成了他的首要任务。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规定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其内容如下:
《旧唐书·食货志》说,男女自初生以上称为黄,四岁以上为小,男丁十六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一岁以上为成丁,六十岁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账,三年造一次户籍。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调法的施行都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唐中宗时,韦皇后请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三岁。唐玄宗时,以十八岁以上为中男,二十三岁以上为成丁,五十八岁以上为老。中男自十六岁改为十八岁,成丁自二十一岁改为二十三岁,老自六十岁改为五十八岁,都是减轻赋役,有利于民众的措施。
均田法--男丁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永业),八为口分。老男、残废人给四十亩。寡妻、寡妾给三十亩,如是户主,加给二十亩。受田人身死,世业田得由继承人接受,口分田归官,另行分配。
租庸调法--唐赋役法: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调,随乡土所产,蚕乡每丁每年纳绫、绢、絁各二丈,绵三两,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调;加役三十日,租调都免。加役连同正役,总数不得超过五十日。如水旱虫霜成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都免。
均田法和租庸调法所规定的每丁负担数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亩的假设为依据的。事实上,唐开国时,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后来地主兼并愈来愈剧烈,官府贪暴愈来愈凶猛。很多农民已经无地少地,有十亩五亩也可以维持生计的了,更莫说每一丁男应有一百亩地了。由此,农民受到租庸调法的压力也愈来愈严重。安、史大乱以后,户口削减,向乡里按丁收税已不能行,唐代宗大历年间,开始按亩定税,改变以人丁为本的旧法,分夏秋两季收税,为两税法开先例。七八○年(建中元年),唐德宗采纳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
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已经有若干措施为两税法作了准备。公元七六九年,唐代宗定田亩为两等,上等田每亩税一斗,下等田每亩税五升。次年,又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等田每亩税六升,下等田每亩税四升。秋税上等田每亩税五升,下等田每亩税三升。这是一年中按亩两次收田租的开始。七六九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百官每年税钱,分户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第八等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官准下下户。百姓如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工商),按照规模大小,在本户税上再加税。如一户有数人在各地作官,或数处有庄田,各按官品或田数在各处纳税。诸道将士的庄田,例应优待,一概按第九等户纳税。这是按财产纳户税的开始。上上户出四千文与下下户出五百文,形式上似乎相差颇远,实际仍是富户负担轻,贫户负担重,因为财产相差远远不只是九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275页)
两税法的要点是:(一)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不分主客户都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贫富定等级。(三)商贾在所在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四)定居的人,分夏、秋两次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两税都按钱计算。(六)田税以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为依据。(七)保留丁额。(八)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九) “敢在两税外加敛一文钱,以枉法论”。
初行两税法,朝廷收到实效是:第一,户有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说,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经朝廷派黜陟使到各地检查,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一概在当地立户籍。说明户有增加是事实。第二,钱米增加。《新唐书·食货志》说,一年得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供京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京师。虽然不一定有这么多,但京内外钱米足用却是事实。
两税法实行到后来,又逐渐成为人民苛重的负担。初立两税时,户钱多折绫绢,初时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其后货币紧缩,钱重物轻,到贞元十年(794年),纳绢一匹,只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绢价落到了初定两税时的三分之一,纳税户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了三倍(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200页)。由于人民不堪剥削和压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到唐僖宗年间,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席卷全国。
娄殿邦吸取朝廷后来实施两税法的教训,以民为本,广招流散人口以聚民力,鼓励生育以发展人口,奖励农耕以解决吃饭问题,倡导种麻以解决穿衣问题。凡夜郎边内住户,不论土客居民,一律免税三年,让人民休养生息。在辖区内,不兼并、不占据农民的土地,带头与梁宗理及族人一起开垦荒地,改土造田,把江浙的水稻种植技术,迅速传到夜郎边。这对于当时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夜郎边地区来讲,无疑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三年后,娄殿邦利用夜郎边相对封闭,经济相对独立,朝廷少有课税的优势,又根据夜郎边土地粮食产量大大低于江南、中原的产量,往往每亩田产粮一二百斤,土几十斤,并且每年只有秋收一季的情况,实行原有土地轻纳税,新开土地不纳税的政策:即一年秋季纳税一次,上等田每亩税五升,下等田每亩税三升。土每亩税一升,商人三十税一,新开土地一律三年内不纳税。这些经济措施,使夜郎边人民得以长期安居乐业,自给自足,域内少有动乱,直到元末。到娄殿邦去世时,娄氏族人及其部曲按照唐朝旧制,在黄平坝、官仓坝等地开垦出相应的永业田和口分田(据娄氏家谱说,娄殿邦封为侯爵。按唐朝规定,侯爵职事官最高土地限额为1400亩)。梁宗理及梁姓族人,也开垦出大片土地。由此,娄梁二姓初步有了自己耕种和赖以生存的田地。
娄梁二姓首先开垦的土地,根据娄殿邦、梁宗理死后埋在黑沙坝的情况看,还有白台至黑沙坝、官仓至水坝塘一部分。这一带地理条件也比较好,符合古人依山傍水开发生产、生活区域的原则。不过当时的人少力量小,即使开垦了,也不会多,但不管多少,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后人树立了艰苦创业的榜样。
后来,娄殿邦再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与梁宗理等人用毕生的精力,共同领导和开发了这片处女地,直到老死。为了教育后代不忘娄梁二姓团结和睦、建功立业、艰苦奋斗、忠孝仁义的传统,死后,娄殿邦和梁宗理两郎舅合葬一坟。他们把灵魂和肉体都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多情的土地。
宋、元时代,播州势力迅速扩张,尤其是元代杨赛因不花时期,版图几何式地扩大,溱州、珍州、夷州逐渐划入播州,甚至连綦江、南川、黔东南、铜仁、贵阳不少地方,也一度成为播州领地。这时的夜郎边及归化司,也自然随溱州成为播州领地。明洪武五年,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明史·土司传》)。播州归附明朝,结束了元末战乱的局面。娄氏后裔在此历史背景下,有了娄华国从普定返回承袭归化司的机会。
第二阶段的开发(明初至明末改土归流)
明朝开国之初,由于连续二十年的战争,人口急剧减少,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生产也亟待恢复,明王朝正在施行人口调北填南和鼓励农耕政策,更急需与朝廷关系密切、忠于朝廷的汉人管理蛮夷之地。娄氏先祖本来就属北方利益集团,虽然历经了唐宋元几个朝代四百多年,一般来说世袭不再可能,但播州地域有它的特殊性。唐末宋元到明初四百多年,播州的封建领主世袭制度是没有改变的。南宋、元代正是杨氏统治的扩张时期,由于杨氏在播州的统治得到长期世袭,由于播州周围的各州都先后并入了播州,由于随杨端入播的八族后来都与杨氏集团保持着很密切的利益关系,因此八族族人唐时的封地基本上都得以保留,只是多少有变动而已。根据家谱记载和有学者研究,八族中有的氏族随军征黄巢,有的战死,有的战后先回山西,在元、明时期后裔又再次入主世袭领地。有了这个前提,娄氏领地也就沿袭了下来。作为明朝朝廷,播州率先来归,承认播州杨氏土官政权,承认其它土官来帮助统治大明疆土,既能笼络人心,也是巩固初生的政权和把历史上的封建领主区域牢牢掌握在朝廷管辖之下的需要。娄珊后裔虽然在安顺普定居住了几百年,但那里毕竟只是军屯卫所,职务不能世袭,既无封地又时常发生少数民族骚乱,威胁娄氏族人的生命,影响娄氏族人的发展。还籍桐梓回到封地居住是普定娄氏族人多年的愿望,得到朝廷同意,氏族除娄华德领一部分人继续在普定生活外,娄珊嫡系娄乾御之长子娄华国还籍桐梓,承袭归化司之职,就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顺其自然之行。娄华国及其族人还籍桐梓归化司,使封闭了四百多年的娄氏封地得以继续开发。如果说娄殿邦定居开发夜郎边是一首序曲,那么娄华国还籍袭职归化司就是拉开了夜郎边开发的大幕。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下令农民归耕,承认已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自有,并分别免除三年徭役或赋税。二年,又下令把北方各城市附近荒闲的土地分给无地的人耕种,人十五亩,另给菜地二亩,有余力者不限顷亩。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又发布了“额外垦荒,永不起科”的诏令,规定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的农民除纳税的土地外,如有余力继续垦荒,垦地听其自有,永不征税。这种办法前后施行七十余年,……客观上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中国通史纲要》第三册169页)。明初鼓励农耕的政策,为娄华国在归化司的大开发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明太祖施行基层政权里甲制,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又分为十甲,里设里长,甲设甲长或叫甲首。里甲是一种编审户口和处理域内事务的半官半民式的人民自治组织,也是州县行政上派人民供应赋役的地域单位。里长甲首的职务,是统率一里及一甲的人户承办一里或一甲的公共事务。里甲内的人民都要互相知保,不得隐藏户口,亦不得任意流徙。里甲制把人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之进行耕种,不能离开乡土一步。这种制度在当时有进步的一面,它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归化司实行里甲制,由于没有记载,当时又是实行的土司制,可能实际大大晚于洪武十四年。因为土司地域内有独立的司法行政权。但娄华国承袭归化司,地方史没有记载,桐梓县志土官中关于归化司的记载比较简略,也就可能实行里甲制时间就在娄化国后期或娄子才任上。娄华国执掌归化司后,按照大明律令和播州土司土官统治的实际,建立里甲制度,司下设里,司里并存,取名娄家里,如果这样,娄家里就很大了。另一说是在归化司内设立了娄家里和归化里。把归化司能够管理的地域和庄户,统一编制在娄家里和归化里的范围内。当时的播州,有十九个司,全播州共设立了五十四里,平均每司管辖三里,形成司管里,播州统管各司的三级政权结构。按一百一十户编一里,归化司可以编几个里,所以在归化司统一编制下,又有总设娄家里,娄家里下又设四里的说法。按当时娄梁二姓的人口状况和五房分管地域,理论上应设五里,但没有第五里的记载,也没有听说是否有第五里的情况。这样,娄家里在夜郎边就成了地域较大,住户较多的一个大里,超出“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要求的数倍。现在不清楚归化司是什么时候消亡的,也许娄家里实际代替了归化司,也许是司里并存。娄华国、娄子才父子及其后裔,自然是归化司直接管理娄家里的长官。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明朝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到明代中后期,朝廷部分士大夫提出改土归流,土司土官管理的职能逐渐削弱,土官制度逐渐走向消亡。到公元1600年改土归流,播州彻底结束了土司土官制度,归化司应该是早于平播战争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随后,里级单位在下层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娄华国迁徙归化司时,夜郎边一带仍然处于相对封闭自足的社会,与外界联系甚少,朝廷在此的统治和影响十分薄弱,人民只知娄梁,不知朝廷。娄华国到此,把朝廷的统治和影响带到这里。归化司设里时由于人口就比较多,娄华国三代至道字辈以后,一些人就开始向周边地区迁徙。
明代夜郎边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一是开垦梯田,培植熟土
归化司这时人口数千,田土数万,主要集中在一些坝子和河谷地带,如黄平坝、狮溪口、水坝塘,但归化司的地势多为高山深谷,少有大片的坝子,除黄平坝外,其它能称为坝子的都很小,大则几百亩,小则数十亩。在坝子垦荒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怎么办?娄华国带领族人跋山涉水,经过详细考查,决定在一些水源好的山地缓坡上开荒种地,尤其注重造田,由此,一场以开垦梯田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活动就此展开。在地点的选择上,主要选择了木姜山、白台和娄房坝及瓦房一带。
木姜山,是水坝塘场镇背靠的一坐大山。镇的前面是复兴河和盐井河,镇子就建设在一块长三角形的冲击坝子和谷底平地上,其山缓缓而上,延绵数十里。山上树木葱笼,松树、青杠树、杂树既相对独立成片又渗透其间;水源充足,按照古语的一种说法:山高水高,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这座山上的水正是如此;土地肥沃,多为原始森林草木树叶腐烂积淀形成的腐植质类黑泥土和部分油沙土。开垦需要砍刀、斧头、锄头等铁具,就地取材。这里唐宋以来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挖煤,练铁,制作农具,已有比较成熟的技术,当地人民开出铁矿石,挖出油煤,土法上马,练铁打农具。一时间,男女老少齐上阵,男人垦荒,女人种地,小孩送饭,木姜山上,到处闻欢快的人声,随处见开垦的人群,处处是睡觉的窝棚,人们垦在山上,吃在山上,住在山上。娄华国正值年富力强,除制作规划,督促检查外,还带头参加开垦,春夏秋冬,长年不歇,为儿孙及族人做出了榜样。娄华国及娄子才两代人,率领儿孙、娄梁族人及当地各姓氏人民一起,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围绕着木姜山,使大坪、二坪、马井、燕岩等地,数千亩坡地,一层一层地展开。子才以后,随着人口的发展,娄氏道清、道明、道纯、道弘、道享五房弟兄及其后裔,按照聚居区域,划地开发。道清房及其后裔,主要在羊磴至木瓜一带,还有的在坡头河至綦江附近的陈家坝一带;道明房及其后裔,主要在湾塘、水坝塘、官仓坝一带;道纯房及其后裔,主要在明月山至芭蕉一带,有的分散在水银、白台几个点上,后不少人外迁至云南广南县;道弘房及其后裔,主要分布在黄坪、狮溪、白台、瓦房及娄房坝、黑沙坝一带;道享房及其后裔,分在南川天池坝一带(璧山《娄氏清明》),后来全部迁移到云南省路南县(现石林县)等地。道字辈五弟兄死后,为了彰显娄氏团结和睦的美德,五弟兄及妻氏葬入了水坝塘马颈十棺合墓。
(插入图九:马颈五祖墓)
到明末改土归流,木姜山至湾塘一带,二房道明、一房道清后裔和当地人民,开发出良田千余亩,土数千亩。
白台、娄房坝、院子及瓦房一带,离木姜山五十余里,其开发的规模更大。这里山梁不高,以中山、小山为主,中山小山山山相连,地势开阔,地形更加平缓,水源更加充沛,面积更加广大。这里的开发在唐宋时期已经开始,但以前的开发时断时续,其规模不大,更多是未开发沉睡着的土地。娄华国和娄子才殁后主要由四房娄道弘和梁氏后裔在此开发。这里从瓦狮河溯流而上,小溪密布,纵横交错,白台、娄房坝、院子、瓦房连成一片,银锄落到那里,那里就是沃土肥地,但先民们并不满足于这种现象,不满足于随便撒上一些种子就可以坐等收获的肥土,而要打造出大面积的能种水稻的高产梯级水田,农村所说的冬水田。这就必然先垦土,后造田,先筑坎,后引水;必然出大力,流大汗;必然数代人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在这里,他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规划,一条溪流一个龙井地引水,一块石头一铲泥土地垒坎,一身汗水一身泥桨地摔打,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明末改土归流时,这里的梯田已达三千亩左右,其依山而造的梯田,就像全国闻名的广西龙脊梯田一样,甚为壮观。
在大力开垦造田的同时,努力培植熟土、使其高产。黄坪坝因为是夜郎边最大的一块平坝,当地叫住坝子,整个坝子三千余亩,殿邦及其后裔最先开发此地,因此开发最早,多为良田,是早期娄梁二姓赖以生存的福地。明初,娄华国在归化司落业不久,其孙四房娄道弘就分于黄坪坝,在那里安身立业,继续开发。但由于瓦狮河与金狮河在狮溪口交汇后河水直泄黄坪坝,经常洪水泛滥,常常造成灾害。又由于人口过于集中,到明代时已是人多田少,粮食逐渐紧张,需要进一步开垦土地。在平坝上,除了少数未开垦的地方外,已经没有多少可开垦的空间。而黄坪的地理特征,又是平坝对面高山绝壁,十分陡峭,不说开垦,就连上山都很困难,这就是有名的箐坝大山,后来的自然保护区。除此而外,黄平河的另一边却山势很缓,能够继续开垦,但山虽缓,水源却不算充足,造田有一定困难,道弘就以开垦生土,培植高产熟土为目标,在平坝以外的山地上垦植起来。所谓生土和熟土,是当地人对土质肥瘦的分类,开垦没几年产量不高的叫生土,开垦和种植较长时间又大量施肥改造过的土地并且高产的叫熟土。娄梁二姓率领当地人民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又开垦和培植熟土数千亩,使黄坪坝一带成为归化司一个富饶的鱼米之乡。
此阶段,木瓜坝、陈家坝等地也大量开荒造田,尤其是陈家坝,虽然离归化司中心地带狮溪口、水坝塘最远,其地已插入綦江县三江附近(现为重庆綦江石角镇管辖),虽然那里居住的人口不算多,但通过当地居民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开垦的梯田也有数百亩,与白台等地一样,十分壮观,成为农耕时代綦江附近的富庶之地。也成为当代重庆附近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和摄影天堂之一。
(壮观的陈家坝梯田)
此阶段,在夜郎边之归化司地盘上,生活在那里的娄梁二姓及他姓数千人民群众,经过两百年的艰苦奋斗,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全靠勤劳的双手,开发和改造耕地数万亩,使粮食和人口达到了快速增长。
二是修筑道路,改善交通
人是群居动物,其社会属性使然。道字辈五弟兄以后,人口繁衍较快,逐步分别有了各自居住的地盘,并形成了几个小型集镇,当地人称为场镇。这些场镇随几条河流而建造。一是四川小河镇(现改为金山镇)至归化司狮溪口的金狮河,瓦房至狮溪口的瓦狮河流经狮溪口后,交汇在一起,使那里冲击出一片小小的三角洲,人们依托此三角洲建立起一个居民聚居区--狮溪口场镇。两条河流域和黄坪坝居住的人们,都开始聚集到这里进行产品交换。这是古代归化司的第一大场镇。
(狮溪古镇新貌)
二是两条河交汇后,流向黄坪坝,人们在黄坪坝一带,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居民聚居区。三是黄坪河向前流经十余里,有扶土坝、官仓坝、扶田坝等几个并不平坦的小坝子,那里依山傍水,又形成了一个居民聚居区。四是黄坪河流到木姜山附近,与复兴河交汇,又冲刷出一片三角洲,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建起了水坝塘场镇。周围的人们开始到这里开展集市贸易。五是三条河(黄坪河、复兴河、盐井河)汇入流到湾塘,那里建起了一个比较小的居民聚居点,农产品交换到水坝塘进行。六是数条河流入羊磴河后,人们建起了又一个居民聚居区--羊磴场镇。羊磴周围、长塘口、坡渡、石人台、九锅箐、南天门一带的居民,都来这里进行农产品交换。
集镇的初步形成,使得归化司的居民一半左右生活在这一带。起初到以上几个场镇进行贸易,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和人们进一步的交往需求,绕山绕水的小道不再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把弯弯曲曲的小道拉直,节省走路时间,把小道变成人畜易走的道路,便利运送物资,就成了当地人民的迫切要求。为此,娄梁二姓族人把修筑道路作为当地开发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归化司地域人口主要集中居住在瓦师河、金师河、黄坪河、复兴河、羊磴河至早渡河流域一带的情况,以及主要面向綦江、南川、重庆通商的需要,必须沿河修筑人行商贾道路。为此,一场修筑并连接羊磴—湾塘—水坝塘—官仓坝—黄坪坝—狮溪口—四川界牌的道路就此展开。这条道路的里程,从羊磴到四川界牌,整整一百华里(其中狮溪口到四川界牌的二十华里、狮溪口到黄坪坝的二十华里比较平坦,修路工程量小一些)。在只有几千人的归化司,工程不可谓不浩大,修通这条道路也非一年两年之功,但娄梁族人及当地人民不计得失,子子孙孙修路不止,硬是用钢钎、铁锤、锄头、撮箕等原始工具,开出了一条商贾道路来。尤其是黄坪坝到官仓坝中间有一段,大约两华里,全是悬崖绝壁,原来没有路,为了不再绕着大山走半天才能往返两地,人们吊着绳子在悬崖半山腰上施工,在石壁上用火烧,用钢钎铁锤打,硬是打出了一条能两人并排行走的路来。在此地段的一头,要由河边上到山腰接路,他们选出优秀的石工,用凿子凿,在青石岩壁上精心凿出近百步石梯,取名陡石梯,成为一道景观。人在陡石梯上行走,虽似天险,却为人们提供了捷径。
三是治理河水,兴修水利
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都离不了依山傍水建村建寨,解决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问题。在归化司境内,几条河流为娄梁二姓及各姓各族人民提供了足够的水源。但是,春夏洪水时节,其水量比平时增大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再加山洪爆发,其洪水经过哪里,哪里的房屋和农作物就被一扫而光,甚至夺去人民群众的生命。这种情况年年如此,每年都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损失。这就把治理河水,兴修水利的工程提上了议事日程。明代,娄氏道字辈五兄弟的子孙们分别带领各姓氏人民治理河水的战斗首先在瓦狮河、复兴河打响。
瓦狮河,是从沙子坎经瓦房流经狮溪口的一条小河,发源于柏枝山,长大约二十华里,流域沿途有不少村庄和良田,是人口密集和田地较为集中的区域。这里居住的娄氏后裔主要是道字辈四房后裔和部分三房后裔,梁氏后裔也多聚居于此。流域两岸的狮溪口镇(又名万兴场)、苏家坝、田坝、岸家坝(又名宴家坝)、白台等地在洪水季节累受其害。在娄梁二姓族人的带领下,当地群众主要采取筑河堤的办法(因河床不是泥土河床,而是沙石河床,不容易堵塞),把河水控制在河堤之内,减少对流域两边田地的破坏。根据不同的河段,有的就地取材利用河边的鹅卵石,有的在附近开山凿石,有的烧石灰拌三和泥砌筑河堤。在砌筑河堤的同时,人们充分考虑防洪和灌溉的问题,在农田密集的地段兴修水利,修筑灌溉水渠,在河堤的适当位置修建闸水、放水闸门,较好地解决了防洪和引水灌溉的问题。通过数代人的努力,筑起了总里程近十华里长、牢不可破的沿河长堤,使沿途的庄户和千亩田地在洪水来临时依然安然无恙。至今,在瓦狮河沿途一带,古老的河堤和小渠小堰到处可见。
复兴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保护水坝塘场镇(又名广兴场)而展开的。水坝塘镇,是娄华国落业后逐步开始建造形成的,小镇背靠木姜山,面对复兴河,镇子在狭长的河谷地带展开,镇上居民常常受到洪水的威胁,修筑堤坝成为居民们的共同要求。道清、道明的后裔和镇上的居民们开凿巨石,烧制石灰,砌石勾缝,筑起高数米、长千余米的护镇大堤,使场上的居民们解除了水患,在此世代安居乐业。
除此以外,还有金狮河、黄坪河、木瓜河、羊磴河等河流的治理,尤其是黄坪河的治理,直到解放后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仍在继续进行,《娄必福传》中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叙述。
四是疏通羊磴河,开辟水运
归化司处在黔渝边地区,虽隶于播州,但商贸、物资历来不流向播州,因为路途遥远,羊磴背后的桃子垭大山又阻挡了去路。归化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只能与綦江、南川、重庆保持经济往来。归化司内的人民,虽能自给自足,但通往外界仍不方便,尤其是羊磴一带群众出綦江,到重庆,不但要走很远的山路,还得多处渡河,运送物资极不方便。不但靠肩挑背驮,而且山水阻隔,路途遥远。随着社会的发展,归化司人民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也逐渐多了起来,物资交换也密切起来。在经济活动中,人力肩挑背驮运送物资已显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羊磴一带煤炭丰富,挖出的煤销往重庆只靠人力背运显然不行,还有木材等大宗商品物资,没有相适应的交通运输也运不出去。修公路?那时整个黔中都没有公路,不知公路为何物,娄梁二姓的祖先们想都不敢想。修马道?娄化里少有人家养马,再说工程巨大也劳民伤财。疏河道,搞水运?正好有这样的自然条件!
《桐梓县志·舆地志》对夜郎边河流的发源与流域是这样记载的:早渡河(今重庆万盛地界)发源南川德隆场之孔圣堂,流三十里至头渡桥,有广家坝河入焉,又三十里至小河坝(今金山镇),又二十里至界牌,入桐梓境。又二十里至狮溪场(此即金狮河),有八台村小河(此即瓦狮河)入焉。又四十里至三岔庙,有火焰洞之水(此即复兴河、盐井河)入焉。又二十里至湾塘场,有朝天马源自青杠山对面来入焉。又二里至麻柳滩,有鲤鱼河之水入焉。又二十里至羊磴场,左有滴水岩瀑,右有龙井湾河交入焉。又二十里至长塘口,有羊冈溪,火石背各流二十余里来入焉。又二十里至坡头河(桐梓坡渡镇地界),有九岭十三湾之水,西流三十余里来入焉。又二十里至早渡河,又二十里至赶水之中嘴,与夜郎溪会入焉。由赶水北流,复入桐境之陈家坝,十余里而出綦界之太平桥。此记载,把夜郎边的河流与水利资源清清楚楚地描述了出来。其中的羊磴河段(古称东溪,亦称坡头河)比较适合水上运输。
羊磴河,发源于南川的金佛山、归化司的柏芷坝、箐坝,在它的南麓有10余条雨源性大小河溪汇入,金狮河、瓦狮河、复兴河、盐井河、鲤鱼河、龙井湾河也汇入其中,总长87.23公里,从水坝塘场流经湾塘、经羊磴、经坡渡、经早渡、经赶水、经陈家坝,最后汇入綦江河。这段水路从水坝塘到赶水长达50多公里,是长江在贵州北部的重要支流,常年平均流量19立方米/秒。受地貌约束,由东向西流。穿流于丛山峻岭之中,以滩多浪激而闻名于川黔边境。
有作者描写:水在狭长的峡谷中奔流,发出嚯嚯的吼声,宛如惊雷滚滚,轰谷鸣山。轻舟穿行其间,就象漂流在浪尖水花之上,一会儿跌入波谷,一会儿漂上浪尖,起起伏伏,随波逐浪,惊心动魂。过了长长的险滩,水变得象驯服的野马,波平浪静,平静似乎没有行走。人躺在船上,仰望苍穹,天成一线,人似井蛙;俯视河水,激流无存,清澈见底。“峰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时有湍流如飞的浅滩,时有波平如镜的水塘。两岸青山滴翠,竹木藤萝蓊郁,植被葳蕤,飞瀑喷珠,峭壁千仞,钟乳悬垂。青灰的崖壁灌木油绿,无名野花摇曳争荣,活鲜鲜一幅经丹青妙手于不经意倾砚泼墨挥就的山水横卷。河边甘泉水寒冰冽沁脾。溶洞钟乳奇绚彩。风光旖旎,景色秀丽,形胜入画,是一块镶嵌在人烟稠密的黔渝边区绝少凡尘浸染的幽雅胜地。
如此好的水力资源,娄梁古人自然也会想方设法利用起来,造福人民。开发羊磴河,工程巨大,一是里程长,开发的时间上不是短时间能完工的;二是河床上巨石甚多,需要搬移或者炸掉;三是处处急流险滩,不利于行船,需要疏缓。但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造福后代,居住在这一带的道清、道明后裔及梁姓头领们承担起历史重任,组织和领导了这样一项利在千秋的浩大工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疏通了这条水上运输通道,成为桐梓县与四川綦江通航的水路航运,并与长江相通,能航行轻吨位级的铁皮船和三吨木船。从此,大山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綦江、重庆等地。
五是轻赋税,重民生
明初征收税粮按田亩计算。开垦荒地可以免税。夏税征麦,秋税征米。南北方粮产不同,可各以其地产供纳。以粮交纳者,为“本色”,以丝绢或钞交纳者,为“折色”。田赋率,大抵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史》卷七八)。这是历史上很轻的田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前,归化司隶属播州扬氏土官政权,朝廷未强制征税。《明史·土官传》记载:“洪武七年,中书省奏: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岁纳粮二千五百担为军储。帝以其率先来归,田赋从所入,不必以额。”因此播州的赋税不重,归化司人的赋税也不重。归化司收税,基本上按照唐代以来的制度执行,即一年秋季纳税一次。但上、中、下等田税有所调整:上等田每亩税四升,中等田每亩税三升,下等田每亩税二升。土每亩税一升,商人三十税一不变。欠收的减免(时土地丈量登记造册纳税的少,实有土地比纳税土地多,赋税比以上规定实际上更轻)。娄家里的里、甲,统一按归化司规定收其赋税。收取的赋税,用于公共开支,如治河、修路、里甲长的补贴等,很少上缴播州宣慰使司(播州宣慰使司杨氏土官政权从南宋起,修官庄,筑水田,兴水利,庄田很多,富甲千里,对归化司赋税没有固定要求),每年只须象征性缴纳部分或进贡一些方物即可。这与娄梁二姓与杨氏土官政权的关系有关。娄梁二姓与杨氏政权,既有传统的紧密联系,即唐时主副将的关系,后来的上下属关系,又因地域偏僻而需要依靠娄梁独镇一方。正因为如此,在播州五司七姓反对杨应龙时(明代后期播州历史上,有五司七姓之说,有的人就认为播州只有五司七姓,甚至有学者也如此认为,其实是十九司若干姓),娄梁二姓没有反对;在杨应龙祸害五司七姓时,娄梁二姓也没有受到为害;在朝廷调集大军平播攻打杨应龙时,娄梁二姓既有帮助朝廷攻打杨应龙的,如千总娄敬宽、娄秉诏父子,也有出死力帮助杨应龙反抗朝廷的,如娄国、娄政。公元1601年平播改土归流后,建立遵义府桐梓县,实行流官制度,赋税不能继续免征,人民群众的负担一下子凸显出来,仅桐梓一县“共税粮二千七百四十一石四升二斗二合”(平播前,播州赋税较轻,年税粮不过五千八百担。李化龙《播地善后事宜疏》说:旧时额粮,止岁以五千八百担输贵州。盖蛮方赋税原轻。)“岁征粮差银三千八百一十二两九钱七分零,丁差银一千一百一十六两六钱,共四千九百二十九两五钱七分零。”(《桐梓县志·食货志》赋税一,277页)。娄化里大约承担:税粮:五百五十担,岁征粮差银七百七十两,丁差银二百四十两。赋税比改土归流前反而重了不少,其赋税的增多,也昭示着明代社会进入了衰亡的晚期。
第三阶段的开发(明末至民国时期)
万历二十九年改土归流,归化司娄家里改为娄化里,从此,归化司娄家里成为历史,但娄化里人民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变革而停下经济开发的步伐,从明末到清道光年间,娄化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不过清末咸丰以后到民国末的一百年间,因为社会动乱,兵连祸接,匪窜不息,自然灾害,娄化里的经济开发基本处于停止状态或经济负增长阶段。咸丰以前,娄化里的开发,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继续造田,扩展生存空间。
明代,黄坪坝、水坝塘、白台等地以造田为中心的开发已使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水稻产量比其它农作物产量高出不少,一亩冬水田,一般可产水稻400多斤,比唐宋时的200余斤,翻了一倍。由于样板的效应,梯田开发逐步向其它地方展开。工程较大,造田比较典型的是狮溪口的瓮生台。
据娄虎之子娄启端墓碑记:自明初,我四房弘祖(娄道弘)落业黄坪坝,又经四世,我虎祖约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左右始入瓮台村,落业堰塘嘴。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明确两点:一是娄道弘是明初黄坪坝继续开发的领头人。二是其第四代孙娄虎于1600年到瓮生台落业,开始了瓮生台的开发。娄虎,从小就胸怀大志,不愿躺在祖先的福地享清福,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于明万历二十八年举家迁往狮溪口场镇后山叫住瓮生台的地方创业。这里山高林密,山下狭谷是狮溪口小镇,山上高山是柏枝山原始森林,处于半山腰地带。这山腰一带虽然并无平地,但山势相对较缓,并有十余里的纵深,而且水源十分充足,这样一个地方,使不怕艰辛的娄虎有了用武之地。由于在黄坪坝的开发中积累有开垦水田的经验,到瓮生台后,一开始就高标准:垦荒造田。这山虽高,但山腰上由于原始森林落叶的亿万年积累,泥土很厚,石头稀少,开垦梯田处处需要石头,当地却很难找到,只得到较远的地方开山打石,人工运送。在没有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娄虎及几代人的努力,到清嘉庆年间,从瓮生台至明月寺一带,这里再造了一个白台娄房坝,高产水田达近二千亩。
二、开发方竹笋,增加收入。
在狮溪口的柏芷坝、箐坝两座大山上,生长着一种独有的竹子,叫住方竹。之所以叫方竹,其竹干不是圆形的,而是四楞钝角逞方形的竹子。方竹自然分布中心是柏枝山、箐坝和重庆南川的金佛山,呈三角鼎立之势。柏枝山、箐坝大山、金佛山分别形成三个独立的封闭圈,封闭界悬岩高耸,圈内为岩溶化台原,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观。
(箐坝台原)
狮溪口海拔600米,柏枝山最高峰南牛角寨海拔2227米,相对高差1567米。三台原海拔1600米为水汽凝结线。水汽凝结线以上的水汽容易成云成雾,因此常年云雾多。而柏箐林区(方竹最大面积、竹笋质量最优的林区)的相对湿度90%为全国之冠。年平均散射比达69%以上,散射光十分丰富,有利于方竹地下竹鞭根及竹径生长。方竹对自然环境要求严格,对气温和湿度尤为敏感,故而分布范围十分狭窄。仅见于黔北及相邻的重庆市南缘和云南省个别县的高山,天然总面积不足四十万亩,而桐梓天然方竹林占了全国的近60%。
方竹笋,纯天然绿色佳肴,清香爽口、肉厚味鲜嫩脆、营养丰富。含蛋白质12%,脂肪5.7%,碳水化合物51.3%,粗纤维8%,灰分5%,钙2%,磷1.2%,铁0.2%,还有维生素B1、B2、C等。发热量305千卡,并含硅、锗等元素,特别是有机锗是目前医学界公认的具有防癌抗癌,抗衰老以及美容之功效。是菜中之佳品,是名符其实的“山珍”。 被已故林学家陈嵘教授誉为“竹类之冠”,被原中国竹子研究开发中心总工程师唐永裕教授称之为“世界一绝”。方竹笋食用历史较早,开初只是本地人的一种普通菜肴,量也很小,到明代,由寻常百姓家的厨房走进了达官贵族家的餐桌,清朝时属于贡品常常进贡朝廷。娄化里的人民守着这样一座“金山”,开初并不知道其含金量,达官贵人喜欢食用方竹笋以后,才知其为宝。
由于方竹生长在两座大山的原始森林之中,采笋并不容易,林中无路,豺狼虎豹黑熊野猪四处出没,稍不注意就有迷失林中或被野兽咬食丢掉生命的危险。娄梁族人作为增加本里人民经济收入和增加税源的重要产业,委派娄房坝和瓮生台的族人进行开发。通过修路,伐木,搭建采笋营地,组织人力护竹采笋,摸索护竹经验,适度采笋留笋,修建制笋厂房,制作干笋出售,使方竹笋的开发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产业。因此《桐梓县志·食货志》记载:“县属娄里,盛产方竹笋,生于秋,肥嫩而鲜,财货大宗。”到清末,娄里方竹笋的年产量已达50万斤。《桐梓县志·食货志》货类记载:“方竹笋,娄里柏枝坝、箐坝等笋山,自初秋锄耘,工洋二、三元,得笋百斤为一包,包值十元,每年约五千包,利亦厚矣。”
(插入图十三:方竹林中采笋)
三、挖煤炼焦,换取食盐。
《桐梓县志·实业志》说:“羊磴及附近地方,识者常言,煤铁富饶,甲于全县。”实际也果如其言。羊磴之煤,品种齐全,铁煤、糠煤、油煤样样均有,论其藏量,以油煤最丰。羊磴这个地方,山高壁陡,土少田少,产粮不多,物产不丰,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总归贫穷。常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羊磴的娄梁二姓及它姓人民也是这样,守着这么多煤,又有羊磴河水运,这就让他们有了新的希望。在娄化里,从羊磴到木瓜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其地下到处是煤,域内的另一区域桃子荡,也盛产油煤,这些煤挖出后,直接船运销往重庆去烧锅炉,供电供船供厂,然后买回食盐,供里人食用。同时,当时的水坝塘名曰“广兴场”,成为川盐綦岸入黔至正安的通道,使水坝塘成为当地物资的集散地,也成为綦江至正安盐运的中转站。当时的水运,重船顺流下重庆,轻舟逆水回娄里,既畅通也方便。到清代,人们学会了烧焦炭,原煤销售逐渐减少,油煤都炼成焦炭出售,焦炭用来炼铁炼钢,价格自然倍增。但是,在明末清初,采煤都不成规模,一是小煤窑,产量不大,二是人工挖煤,没有机械,只是小打小闹,属于原始的采煤糊口,采煤换盐的阶段。而以后,煤炭和焦炭在羊磴、木瓜、桃子荡等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在致富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清代中后期,炼铁、挖煤、烧焦炭已有一定规模。《桐梓县志·实业志》载:邑最富者,惟铁与煤。松坎以上,岩矿较多,冶铁、炼钢、铸锅、铸铧,与挖煤炊爨,均供附近市场之用。松坎而下,土矿尤伙,资本亦宏,如财兴坝、板辽坝、关口等处铁厂,均南、綦铁商所开。犹官坝、桃子荡、通坎一带煤厂,系土著商民所办。铁铸生板,煤锻炭花,运销泸、渝汽船、工厂,获利甚巨。县志列表中列出炼铁之地31处,采煤炼焦22地,都处于古夜郎边的范围内,其中提到的松坎以下,则多为娄化里地域。
到民国时,一些储煤大的煤矿划为国营,如桃子荡、南桐煤矿等处,直接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动力资源。箐坝、湾塘的铁产丰富,所制农具,也为当地农业生产发挥了较大作用。
重庆、綦江、南川三地,成了娄化里物资的销售地,也成了娄化里人民交换产品的商品地。从娄化里销往重庆、綦江、南川的物资,以煤、焦炭、木材、竹笋、麻、粮食为主,从三地买回的物资,则以盐、布、棉、日用品为主。
四、发展农业,活跃商贸。
农业,自古是中国人民的主业,尤其在农耕时代,几乎就是全部。在古夜郎边、归化司以及后来的娄化里,农业基础比较牢固,耕作技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稳中有升,农业产业缓慢发展。一千多年来,当地人民十分重视农业,教育子子孙孙勤劳耕种,在娄梁二姓的家规中,就规定子孙“勤劳节俭,不读则耕”,使耕种和读书得到应有的重视。到民国时期,娄化里(这时娄化里已改为桐梓县第七区)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全里十多万亩耕地,以种植水稻和包谷为主,以红苕、洋芋为次,成为黔北粮仓的一个重要产粮基地。其中水稻产区又以狮溪片区、黄坪片区、水坝塘片区为主,尤其是狮溪片区,拥有人口一万五千左右,耕地二万亩,其中良田一万余亩,占到全部耕地的50%以上,水田的水稻产量,高的达到600多斤,旱田的水稻产量,低的也达到二百斤,常年平均水稻亩产量达到四百多斤,这样的产量,在民国时期的川黔两省,已不算低了。这样的产粮区,在全县也是不多的,这是当地人民世世代代坚持不懈开垦梯田、精耕细作、积累种植经验的必然结果。
明末至民国,娄化里逐渐迁进不少外姓族人。在狮溪、黄坪、水坝塘一带,以张姓和代姓为代表,逐步形成了娄、梁、张、代“四大家族”。在羊磴、坡渡一带,李姓和谢姓逐渐崛起,形成了仅次于娄梁二姓的大姓。在整个夜郎边的开发中,各族人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到清朝末年,娄化里已有良田和熟土十多万亩,成为桐梓县三个主要产粮区之一(主产粮区:一是县城两侧的万亩大坝,即葫芦坝和元田坝等;二是娄化里狮溪口、黄坪坝、水坝塘等地;三是县城以南的官仓镇官仓坝。)
在重视粮食生产的同时,当地人民还注意发展经济作物、牧业、副业。经济作物有油菜、药材、麻、茶叶、大小白芸豆、桃李、柑橘等。油菜和药材,是娄化里人民两大经济来源。油菜,种植历史较长,当地人民善于和习惯于种植油菜,是当地人民解决食油的主要来源之一,又是市场交易的主要产品之一。药材,因娄化里地形多样,不少药材都适应生长,仅柏箐自然保护区,就有中药材92类223属304种,野生天麻、黄连、杜仲等,历来都是这里的大宗特产,山里人用钱,很大程度上靠卖药材变现。林副特产主要是木材、油桐、生漆、方竹笋。畜牧业主要饲养鸡、猪、牛、羊。此外,酿酒业也较为成熟,家庭酿酒、小作坊酿酒比较普遍。采煤、炼焦炭、日用陶瓷、铸锅、铧也日益兴盛。
在商贸方面,由綦岸供黔的川盐,经松坎和羊磴水陆两线入桐梓境内,辐射遵义、贵阳、正安、黄平、瓮安等地。其中娄化里及正安、道真两县的食盐,主要靠羊磴水运和狮溪口至南川小河镇(今金山镇)的陆路运输。本地及外地土特产品和所需日用品,亦多经此水陆两路出入,使狮溪口、水坝塘、羊磴、兴隆场等几镇商贸相对发达。
清朝入关后,为了巩固政权,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免除一切杂派。所谓一条鞭法,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丁四粮六,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收两税和其它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均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理论上讲,这对于人民是减轻了负担,但由于清朝军需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康熙时,使人民的丁银负担非常繁重,人民四处流亡,危及清政权的统治。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采取“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永不加赋和地丁合一是明代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发展,客观上使封建秩序得到稳定,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夜郎边人民在雍正至道光初年的一百年间,也过上了一段太平日子,生产快速恢复,人口迅速繁衍,仅娄化里一地,人口由明末的六七千人发展到清末时期的五万人左右(含划出娄化里地盘的人口)。
民国27年,即公元1938年,《桐梓县概况》的记载,真实地记录了第七区(娄化里大部)和第六区(娄化里一部分)在全县的位置,《概况》是这样叙述的:“本县划分七区……除一、二、三、四、五各区距县城较近,电话通达,交通亦便,推行政令比较迅速敏捷外,所有第六、七两区,距县城三百里左右,位于县之东北隅,交通不便,电话不易通达,实惑(感)鞭长莫及之虞,政令通行较为迟滞,现由县府派视导员一员,常川留住,轮廻巡视,随时予以督导。”
附《桐梓县各区保甲人口数目表》:
区别 |
一区 |
二区 |
三区 |
四区 |
五区 |
六区 |
七区 |
总计 |
区等 |
甲 |
乙 |
乙 |
乙 |
乙 |
甲 |
甲 |
|
所在地 |
县城 |
官仓 |
花秋 |
新站 |
松坎 |
兴隆 |
狮溪 |
|
联保数 |
10 |
4 |
5 |
5 |
5 |
7 |
6 |
42 |
保数 |
73 |
24 |
33 |
35 |
41 |
52 |
51 |
309 |
甲数 |
737 |
270 |
433 |
377 |
415 |
520 |
505 |
3257 |
户数 |
7304 |
2835 |
4537 |
3906 |
4387 |
6435 |
5151 |
34555 |
人口男 |
24716 |
11813 |
13940 |
11963 |
13790 |
22432 |
19381 |
118035 |
人口女 |
22769 |
10380 |
14009 |
11003 |
12644 |
19744 |
17719 |
108268 |
口合计 |
47485 |
22193 |
27949 |
22966 |
26434 |
42176 |
37100 |
226303 |
壮丁数 |
8136 |
4294 |
5475 |
4571 |
4852 |
6861 |
6638 |
40827 |
识字男 |
6587 |
1707 |
2308 |
1647 |
1799 |
2021 |
2775 |
18844 |
识字女 |
684 |
43 |
48 |
76 |
174 |
204 |
301 |
1530 |
有职业 |
38091 |
16712 |
20644 |
16283 |
20847 |
36290 |
32988 |
181855 |
无职业 |
9394 |
5481 |
7305 |
6683 |
5587 |
5886 |
4112 |
44448 |
按上表,各区人口多寡依次排名是:一区、六区、七区、三区、五区、四区、二区。
识字人数占本区人口的比例:一区15.31%,二区7.88%,三区8.43%,四区7.50%,五区7.46%,六区5.27%,七区8.29%。
依次排名是:一区、三区、七区、二区、四区、五区、六区。
有职业的占本区人口的比例:一区80.21%,二区75.30%,三区73.86%,四区70.90%,五区78.86%,六区86.04%,七区88.91%。
依次排名是:七区、六区、一区、五区、二区、三区、四区。
此三项指标,可以看出:一区最强,七区次之,其它区随后。这表明,古娄化里虽然在清末、民国时期发展滞后了,但除县城所在地的一区外,以第七区为主体的古娄化里仍然略强于其它各区。
(原载娄山文化研究会《娄山魂》杂志201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