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地区的原住民是濮人（仡佬族）。经过历朝历代的移民，民族结构逐渐改变，仡佬族由开荒辟草的地盘业主演变为少数民族，黔北地区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团结的社会结构。历次移民浪潮对黔北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杨端及其族众入播就是其中之一。
    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率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姓族人入播，平息南诏叛乱，至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统治播州达725年。作为土司统治，有其历史局限性的是，在交通信息不便的情况下，朝廷实行土司制，以土官治土民，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发展地方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杨氏土司及其族众对播州的治理也是如此。

   杨氏土司及其族众治理播州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播州区域相对固定，纳入正统史官的视野

    播州地域在汉唐时代就有正统史官的记载，如先秦时期的部落方国鳖国、鳛国；秦汉时期的鳖县、犍为、牂柯；隋代的牂州牂柯郡、明阳郡；唐代的播州播川郡、义州义泉郡、思州夷宁郡等。但所记零零星星、断断续续，不成系统，以至于现在追溯先秦汉唐时代的资料匮乏。同时，先秦汉唐时期播州地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以上所列郡县之属地都不是现在意义的播州地域，只是或以播州部分地域为主的郡县，或以巴蜀某一地域为主，播州某一区域划列其中。另外，播州以少数民族为主，播州地域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民族自身的重大事件及重要文献很少进入正统史官的视野。杨氏治播之后，播州在唐宋时期是朝廷松散管理的羁縻州，元代实行土司制度以后为播州安抚司、宣抚司、宣慰司，成为治理南疆的重镇。自此，播州在地域上，以今遵义市所辖地为核心区域，虽然版图有所变化，但相对固定。随着播州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播州得到中央政权的重视，播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件也纳入正统史官的视野，在正史上得到较为详实的记载。

二、进行大规模开发，维护社会稳定

     浙江大学史地所著《遵义新志》将杨氏治播分为三个时期：杨保前期、杨保中期、杨保后期，相对应的播州治所分别为白锦堡、穆家川、海龙囤。杨保前期达三百年（876年-1176年，治所白锦堡），这一时期，杨氏土官内忧外患，内部纷争，连年征战，社会还不稳定。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十二世杨轸将治所从白锦堡迁至穆家川（今红花岗区），自此，播州社会稳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十三世杨粲实行宽简政策，老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杨粲平息内部纷争，统一播州；捐给朝廷金银万两、战马600，平息叛乱，积极抗金；“结庐养士”，崇尚儒术，修建寺庙，发展交通；“寓兵于农”，威镇一方，开创了“播州盛世”。杨氏入播13世，“至粲始大”。元明时期，中央王朝不断强化中央集权，杨氏土司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不断学习中原地区先进技术，修建了采石场、养马城、猎场、鱼池、茶园、蜡崖、田庄，兴修水利和交通设施，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市场繁荣，社会进步。唐末修建的水利工程大水田堰，“周广十余里”，“可灌田万亩”，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作用。还有雷水堰、白泥堰、军筑堰、螺丝堰、菱角堰、千工堰……有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蓄水灌田。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刑部左侍郎何乔新因播州宣慰使杨爱被其兄杨友奏本，奉命往播地勘察，在《勘处播州事情疏》中列出二十四世杨辉分给杨爱、杨友、杨孜、杨敏的财产：“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园二十六处、蜡崖二十八处、猎场一十一处、鱼潭一十三处”，另有金銀器皿（金壶、金台盤、金盂、金钟等）无数，可见当时封建庄园经济繁荣之一斑。宋代修建的杨粲墓，墓内遍雕文官武士、人物花卉、龙床龙椅等，雕工精湛，栩栩如生，被誉为“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建国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公元876年杨端入播，到1600年平播战争后改土归流，杨氏土司统治播州达725年之久，经历了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封建时代，每当朝代更迭，必然会发生社会动乱，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的灾难。而播州在这社会动荡之际，仍然保持社会稳定，避免了改朝换代带来的社会动乱，使播州得到数百年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播州杨保考》认为：“元明之世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之谚，实则田、岑、黄三姓，亦非杨氏之比也。”说明播州土司地域之广阔，实力之雄厚。

三、兴办儒学，建孔庙，崇尚汉文化

    唐末至北宋200多年间，杨氏在川东、川南和广西转战，或家族之间争权夺利，无暇顾及文化建设，视“文教盖蔑如也”。后来居所固定，纷争平息，杨氏土司开始进行文化建设。杨氏土司兴办儒学，建孔庙，崇尚汉文化，用儒家经典学说教化子民，眼界开阔，文化建设的起点较高。


    11世杨选重金聘名师教授经史子集。益州读书人房禹卿遇劫沦为奴隶，杨选重金将他赎出来，聘请他任教。科考之际，杨选赠盘缠给禹卿，派人护送他到益州参加科考，房禹卿考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人才慕名而来，“岁以十百计”。杨选之子杨轼，留意艺文，四川文士纷纷入播。杨轼为他们置房产、田产，使其安居乐业，“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杨粲建贵州第一所官办儒学，郑珍夸赞杨粲办儒学之举是“天荒之破，杨氏之功也。”杨粲之子杨价因科考上奏，朝廷准“每岁于播贡士三人”。1238年，冉从周中进士，是由播地乃至贵州考中的第一位进士，有“破荒冉家”之称。杨价之子杨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庙，以励国民，民从其化”。杨氏注重家族子弟的教育，要求子弟读圣贤之书。杨文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训诫族众：“吾家幸赖先人守兹瘠壤已多代矣，恐尔族众不知祖德宗功，惟衣食丰隆而骄奢淫逸，不使学以辱先人，凡族众子孙必教以圣贤之书。惟读书能以移顽劣。今日勤谕之后，查有子孙不教者，必以家法重处！”自此族众皆好读书。

    在杨氏土司的努力下，播州风气大变，“世转为华俗，渐渍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

四、服从军事征调，维护国家统一

    杨氏土司统治播州七百多年，除开杨应龙之外，基本上是拥护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大局的。即使在改朝换代之际，他们也没有趁机另立山头，对抗中央。而是静观其变，待大局稳定之后再履行归顺之程序。杨氏土司拥戴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主要表现在服从军事征调与入朝进贡之上。

    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囤始建于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此时，蒙军主力由云南东进，攻陷今贵州大方、黔西一带。朝廷遣两府使节吕文德至播州部署防御工事，采用杨文的建议，筑龙岩新城，建九道关隘及附属军事设施，于合川钓鱼城遥相呼应，作好战争的准备。杨文曾七次奉调派兵援蜀，播兵骁勇善战，战功卓著，屡受朝廷嘉奖。

    元明时期，朝廷对土司的职责更加明确：“附辑诸蛮，谨守边疆，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明史.职官志五》）管理好百姓、守卫边疆、服从征调、交纳贡赋、与朝廷保持一致，是朝廷对土司的要求。杨氏土司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积极参加中央政权组织的军事征调，进行“征蛮”、“抗倭”、“平叛”、“征贼”“轮戍”军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代，播军参加的军事征调30余次，平均六七年就参加一次朝廷组织的征调活动，杨氏也多次因战功得到朝廷的嘉奖。杨氏土司参加的征调行动密切了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保卫了边疆平安，维护了国家统一，壮大了军事力量，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尽管杨氏土司治播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土司制度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土司占有了所辖领土的资源，农民与土司的关系是依附关系，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有较浓厚的割据性，有的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形成威胁；土司制度具有封闭性，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改土归流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残酷的是，播州的改土归流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而是以战争的方式实施。平播战争后，“播州土人十存一、二，田地荒芜，百里无烟，路绝行人。”平播战争是土司文化的灭顶之灾，战争毁灭了土司文化，形成了文化断层。平播战争后实行的改土归流，是政治体制上的进步，也是文化重建的起点。

(作者：王刚  遵义师范学院原副院长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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